目前的情况是，双方乃至多方交往的人们更为关注的是商品、古迹、景致和食品，意欲了解他者人文、信仰和伦理的不多。出现这种情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今天是一个物质第一、精神被忽略的时代;物质的东西直接刺激人的感官，容易被理解和接受;就语言的运用而言，有关日常生活所涉及的物质和技术的语言，在不同语言间的对应比人文的，尤其是关于信仰、伦理的，要简单得多，虽然句子结构之间的对应也是极为麻烦的事。这对语言事业是一个新的挑战。与经济全球化同时出现并且应该强调的，是文化的多元性，而后者就在很大程度上涉及精神领域概念的表达。在这一领域，句子结构和修辞的差异反而退到了第二位。 对话是不同文化间消除误解与隔阂、取得共识的最主要的手段，“对话”已经成为世界哲学界近年来研究的热门课题，哲学家们有意无意地把语言的沟通作为构建人类共同伦理或新人文主义必须解决的前提。 数百年来，欧洲人一直步把伊斯兰教、伊斯兰和伊斯兰主义作为同义词或同源专有名词的变异。重新审视文化间对话的全部词汇并对其进行概念批评，这是为名副其实的和平文化创造重要条件。这种和平文化的基础是合作者间真正的对话。 在未来的人际交往中一人多语(含本民族方言、本国其他民族语)的现象会越来越多，社会如何满足这种需求?与此相伴的一个重要趋向是作为文化的符号，记载着不同民族或地区历史的少数民族语言、方言和人数较少的国家(例如马尔代夫)的语言，呈现出迅速衰落的迹象.为了填平国际和人际的鸿沟，首先受到挑战的将是语言政策、语言教育和语言技术;首要的任务是说服各国政府采取足够的措施，说服具有经济和技术实力的企业积极参与到搭建语言之桥的工程中来。 人民的团结是战胜邪恶的最有力的武器。要团结，就要了解他者之心，扩大自己和他者的视野，大家一起从对物质的迷恋中解脱出来;要了解他者的心，就要无障碍地交流;要无障碍地交流，就需要提高语言能力;要提高语言能力，就需要行动，而且不限于各国自己内部的行动。这是一个基于理性的因果逻辑链，而从事有关语言事业的人、各国政府和专家，则处于这一链条的终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