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鈔本《容甫金石文跋尾》攷論

来源 :中国古代散文学会第十一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feixiang2009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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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清代乾嘉时期着名学者和文学家汪中文集的整理研究颇受学界关注,其文集的整理、辑佚、笺校,先後有辽宁教育出版社《述学》、台湾文史哲出版社《汪中集》以及江苏广陵书社《新编汪中集》,特别是《新编汪中集》,不仅广泛搜讨现存汪中集外单篇佚丈而且辑入清代陈寿棋手钞整卷《策略謏文》以及汪中手稿本《文宗阁杂记》,是目前汪中所有着述最全的汇集,为了解和研究汪中提供了极大方便.但笔者细读之下,仍觉不无遗珠之憾:一是其子汪喜孙所撰《容甫先生年谱》中尚有部分佚文没有提取和整理;二是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藏清钞本《容甫金石文跋尾》亦未见提及和阑入.关於汪中集的整理问题笔者将另文讨论,这里想就清钞本《容甫金石文跋尾》作初步考释,给汪中爱好者和研究清代文化文学者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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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说学术界目前对骄文的界定还存在一定分歧,对于骄文的形成时间还没有形成一致的意见,但是从众多论述者的描述中仍然可以看出,钱锤书对于骄文流变的基本意见,也与众多论者大致相同,他所谈到的重要人物,在众多学者的论述中,也都属于非常重要的人物,这可以视为钱锤书在骄文流变研究上的一个创见。考虑到钱锤书写作本文时仅仅是一位24岁的青年,其国学功底之扎实,于此可见一斑。
如果考虑到先秦古籍的成书通例与文化元典的经典生成过程,那么,我国的“轴心时代”,其实更多是就先秦子书那些元典类的著作而言的:所谓“轴心时代”的“精神导师”,也更多是指那些“元典”的创制者—它固然主要是学派的创始人,却也离不开其门人后学,或者说,是与整个学派相关的。余嘉锡先生说:“盖古人著书,不自署姓名,惟师师相传,知其学出于某氏……即为某氏之学。”也就是“推本其学之所自出”,从而“明其为一家之学”
清华简《金縢》篇公布以后,学界围绕周武王到底是克商后两年去世还是三年去世进行了非常热烈而且激烈的争论.此以为《尚书·金縢》具备完整的小说各要素,盖系根据当时传闻而写成,既非信史,争论自无必要.小说具有人物、情节和环境三要素,主要通过生动的人物形象塑造、跌宕起伏的情节和真实的环境描写来反映社会生活,往往设置尖锐激烈的矛盾冲突,有一条或者多条线索贯穿情节的各个部分.这些特征在《尚书·金縢》中都有生动深
《鹖冠子》是汇集鹖冠子思想及先秦汉代黄老学、兵家、儒家之总集.前辈学人曾从文风来研究《鹖冠子》,并由此判断此书真伪,如柳宗元以"鄙浅"批评《世兵》篇,胡应麟说《鹖冠子》部分篇章词气"瑰特浑奥".要全面深入研究《鹖冠子》,笔者认为应该把其中十九篇逐篇探讨其思想主干、学派归属、成篇年代,才能正确把握.拙著《<鹖冠子>新论》已分章论述了《鹖冠子》十篇的学派归属及成篇年代,得出《鹖冠子》非成书于鹖冠子一人
唐代古文大作家韩愈为友人古文大作家柳宗元盖棺定论,即《柳子厚墓志铭》。传诵至今,千古名文,凡墓志者其体近于史传,其用则有所不同,为墓主彰善隐恶。此外,《柳子厚墓志铭》具有特异风格。
本文在对李当墓志进行释录的基础上,探讨李当的籍贯族系、仕宦经历、科第情况、党援特点以及文学成就诸问题.
通过对《黄氏日抄》中所引录之叶适各序的比照析读后,基本可以推断其中之《翁灵舒诗集序》中所载叶序片断是可信的;再通过对《西岩集》序内各处所露破绽加以分析求证后,亦大体可以断定《西岩集》序为明末一深受钱谦益影响的文人所撰之伪序。其序或好事者托名于叶适,或系刊行者托名叶适以逐利,视序中对翁卷诗歌成就夸饰过甚,则后者更有可能。而对此二序真伪之辨别趁正,当有助于更好地把握与研究翁卷诗歌及叶适诗学。
陈维崧(1625——1682)逝世之后才两年,其好友蒋景祁在康熙二十三年(1684)刊刻了他的诗文词集,即天藜阁本《陈检讨集》,共34卷.三年后,他入赘于商丘侯家的弟弟陈宗石(1644-1720)陆续刊刻了《陈迦陵文集》6卷、《俪体文集》10卷,《诗集》8卷等,此即患立堂本.由于陈维崧在骈体文创作上取得了杰出的文学成就,因而他的骈文在清代即引起了研究者的注意.在蒋景祁刊刻了《陈检讨集》九年后,热爱
《辞学指南》是宋代词科备考指南和资料汇编,同时也是专门研究宋代词科的学术著述,而从文学的角度看,该书又是一部文体论著述。关于该书的成书时间和写作意图,祝尚书先生认为,“该书所记考试题目止于宋度宗咸淳十年(甲戌,1274),则是书当完成于入元之后。这时科举己废,其写作目的盖有总结宋代词科以保存‘国粹’,为将来恢复传统之用的深意”,可备一说。该书共四卷,现知最早的为元代至元(元世祖年号,1264-12
这些在民众中传诵不己的歌谣、传说以及对墨子的祭祀,在故事的层面虽有夸大的因素,在故事叙事的层面也具有非常明显的地方文化因子的渗入,但在故事人物的精神特质上却与传世文献中的官方形象互为表里。在某种程度上说,墨子在民众记忆中被神化的形象正反映了民间形象的建构与官方形象之间的互动关系,在这一过程中,官方形象中的理性因素被民间形象中的感性因素所代替,也说明了底层民众对自身利益持有的那种不确定性的感觉,而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