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简要地提示出南宋心学受到佛教影响的若干表现。北宋时二程曾提出“圣人本天、释氏本心”，不仅规定了儒学与佛教的本体论上的不同立场，也区分了儒释的不同学问宗旨。南宋以后，理学则从“脱略文字”、“直趋本根”、“径易超觉”、“厌弃讲习”的工夫论上批评心学为“禅”。这种批评可分为两类，一为极端的，如朱子说“今金溪学问真正是禅”，一为温和的，如罗允恕所说“谓之禅，是不敢也，谓流而非禅，是不信也”。事实上，这些看法很大程度上出于对异端的过分警惕以及宗派争端的需要，并不能真正反映出佛教对心学影响的性质。如前所述，佛教对心学的影响具体表现在心性、作用、静坐、光景、顿悟、无心等不同方面，但心学接受的这些影响在性质上并不相同。简单说来，心学对佛教的吸收可区别为“形式的”和“实质的”两种情况。在本体论上，心学从“本天”转为“本心”，以本心为本来自足、元无少欠、不假外求，主要是吸收了佛教本心说的范畴及命题形式作为思想资料，而在基本思想立场上仍然坚持儒家固有的性善论。在工夫论上，静坐作为对三教都具有普遍功效的修养方法，虽然并没有“佛教性”，但宋儒之重视静坐显然与佛教的重视和提倡有关，同时也是“本心”的心学工夫的必然趋向。心学顿悟的目的是发明朗现粹然至善的仁义本心，本心有其明确的伦理规定，神秘体验的悟境也不是佛教所要提倡的，尽管如此，崇顿尚悟的倾向与宋代禅宗不立文字、简易直截学风的影响是有关系的。而这种关系更多地表现了心学与佛教在修养风格、为学方式等形式特征方面的关联。因而，在“本体”与“工夫”方面，心学主要是“形式地”吸取了佛教的思想。但在境界上，心学对佛家无著无我之境作了“实质”的吸收。境界不像工夫那样只具有风格、方式的外在意义，而是对整个心学的人生境界、人格发展、内心体验产生重要影响。心学对佛家境界的这种吸收乃是整个理学发展的一个内在的主题。只是在南宋它的发展比较特异，直到明代中期阳明学中才获得了自己真正的意义。心学与禅都强调本心、明心见性，但心学的本心是良心，禅宗的本心是无善无恶的清静心;心学与禅宗都讲顿悟，但心学J晤的目的与内容与禅宗不同;心学吸收了禅宗的无我之境，但不是作为终极的境界，而是把它包容为儒学人生境界的一个方面。从这些方面说心学当然不是禅。然而，无论从逻辑还是历史来看，如果没有唐宋禅宗的充分发展，如果不是禅宗提供了大量的有关“心”的理论和修养的思想资料与实践，如果不是禅宗造成的直指人心、反观内求的普遍气氛，如果不是禅宗深人人的内心生活和体验造成的对土大夫的吸引力，这样一种特定形态的心学就不会出现。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没有佛教就没有心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