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所引发的社会转型,必然形成民主的要求,其本质就是要求国家向个体与社会释放权力,推动与保障个体的自由与社会的自主,进而重构国家与社会的制度关系。社会转型的内在动力在于社会发展,通过国家与社会的制度化关系的变革与调整来实现的。社会转型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民主化是其必然的政治取向,但社会转型所形成的民主成长,不仅取决于社会,而且取决于国家。国家在社会转型中的民主反应,不仅关系到民主成长的效益,而且直接关系到社会转型与现代化的发展。发达国家如此,发展中国家也是如此。从中国的发展经验来看,国家在社会转型中的民主反应,直接决定着民主成长的经济与社会绩效。从中国近代以来的革命、建设与社会转型来看,国家都是通过民主运动来创造社会转型的,这与中国的社会转型内在动因不是源于社会的发展,而是源于现代化的冲击有关。辛亥革命的民主共和使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1949年的人民民主运动使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型;1978年的解放思想的民主运动使中国从传统社会主义社会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转型,市场经济体制替代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历史实践表明,国家通过民主运动创造出来的社会转型要能够转化有效的社会发展,直接取决于国家如何将民主建设转化为社会转型与发展的保障和推动力量。一旦这种转化遇到挫折或失败,国家启动的民主化不但会陷入危机,而且也必然给经济与社会发展带来消极的作用和影响。在中国,国家在1979年之后社会转型中所形成的民主反应,保证了民主成长对中国经济与社会的有效作用。在这种民主反应中,国家是积极而全面的,在维护和弘扬民主价值的同时,把民主作为国家可主导的资源来开发,一方面通过民主不断创造国家制度的合法性,另一方面通过民主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发展对民主的需求。在这两方面的基础上,通过民主来巩固和提高国家的治理能力。国家对民主成长的有效反应,创造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有效发展。中国的经验表明,民主的成长虽然是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和动力所在,但民主成长要真正成为社会转型和现代化发展积极力量,成为高绩效的民主,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在这个过程中对民主的反应与驾驭。国家对民主的放纵或压制,都可能在影响民主化健康成长的同时,影响社会的转型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