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对宋庆龄流亡苏联和德国(1927年9月—1929年4月)期间的研究,给人的印象是她拥护苏联和中共特别是后者的土地政策。本文作者在俄罗斯看到的几份文件,如邓演达致宋庆龄的信,他的报告和斯大林、共产国际的安排,揭示了宋庆龄以国民党左派身份讲话的弦外音——她和陈友仁、邓演达等同时为筹划第三党性质的政党,先是公开后是秘密而发出的声音,并与国内同道谭平山等互相配合。这个想法和做法一度得到中共和共产国际的支持,才有1927年《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的发表。邓演达更进一步,直言不讳要在全民革命阶段取代中共来领导中国革命,为此必须建立第三党。随着斯大林与托洛茨基反对派斗争的激化和苏联外交的窘境,莫斯科和中共态度变化了,宋庆龄指望像当年孙中山一样得到莫斯科援助的期望无法如愿,便到了柏林"极其秘密"地继续工作,与邓演达一起寻求实现孙中山耕者有其田的道路。1930年"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成立时发表的《我们的政治主张》记载的便是他们的探索结果。虽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向忠发为迎合斯大林而针对自己的同胞炮制了第三党的冤案,污蔑其为蒋介石和刽子手的"走狗",可向忠发本人苟且活命出卖同志,被牢牢钉在耻辱柱上,邓演达被蒋介石杀害了。但该"委员会"坚持下来,几经更名后成为延续至今的中国农工民主党,与共产党一道迎接了新中国的诞生,活跃于中国政治舞台上,这本身就是对共产国际极左路线的鞭笞。历史的轮回在启迪我们,第三党的教训毕竟是深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