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对王蒙小说的“中心意向性”进行了分析。纵观王蒙的小说，可以发现一个特殊的动态型人格，在多变的历史环境里执着于人生价值的实现，而在时运中与由来已久的文化意志力相碰撞，扭曲着人生轨迹，体味着心向受阻或获释的莫名悲欢。创作主体因自我生命的升华，而以超越的智慧和宽容的姿态解喻着文化与人生的宿命，使作品洋溢着让人在痛中快的艺术感染力。王蒙是个聪敏过人、才华卓异、自我实现能力很强的人，他在人生道路上所钟情的革命和文学，都是这位卓越的人格主体实现自我的方式。然而从人生际遇讲，王蒙的自我实现过程不能不同现当代中国革命历程相关联。而由各种复杂因素决定的现当代革命历程注定是曲折的，这就造成了每一个投身其中的个体的人生命运难免戏剧性地载浮载沉。王蒙几十年的社会人生经历，印证的就是积极人格在当代中国的人生实现规律。文学是王蒙的人生实现方式，他并不认为文学能够对现实社会起到干预作用，而毋宁将文学看成是对人的心灵的抚慰，更重要的，文学是对人生命运的感悟，是这种感悟的审美的表达。对于王蒙来说，个体人生的实现与沉淀着文化因素的现实环境的冲突，当然是他最深切的人生感受，它也就自觉不自觉地形成了王蒙小说的“中心意向性”。如《布礼》、《杂色》、《活动变人形》等作品中都可以找到这一主旋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