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性灵论者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反对格调论者摹拟包括唐诗在内的古代诗文，因而他们对唐诗的研究成就以及对唐诗学发展产生的正面影响往往被忽略。徐渭、李贽、汤显祖等人对唐诗的论说，均以自然性灵为核心理念，明显带有异端思潮的特色，直接开启了公安派的唐诗观。为反击格调派，晚明性灵论者在研究唐诗、阐释唐诗时，由于角度不同，往往别开生面、新意层出，使得古典唐诗学堂庑顿开。公安派以性灵说为核心，以真性灵、极变穷趣、元神活泼为标准，确立新的唐诗典范；发掘唐人独抒性灵的内在精神，弘扬唐诗自然真率的艺术风格，为唐诗生命历久弥鲜找到活力源；冲破"诗必盛唐"的"格套"，标举中晚唐诗歌的艺术风范，致使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唐诗均得以受到重视，特别是中晚唐诗人得以纷纷登上前台，使得明代唐诗学得以奏全勋，达到真正意义上的盛兴；打通初盛中晚乃至唐宋界阈来论述诗歌的流变，证明诗歌新交的历史合理性，是对传统唐诗学的一大突破，韩、柳、元、白、李贺这类新创奇变的诗人，获得了空前的诗学地位。性灵论与格调论者在碰撞中凸现或深化了彼此的唐诗观，又互为吸纳互相调剂形成互补：袁中道进行着性灵派内部的自我修正，在性灵与格调之间，扬长避短调和折中。万历后期出现的竟陵派，试图站在性灵论的立场上，将格调与性灵弥合会通，重提取法古人，推崇唐诗含蓄浑厚的风格；又要求取唐人之精神，避免徒习体貌。他们以清灵静远与奇险孤偏为唐人精神，带有个性思潮的特色。性灵思潮的巨大冲击，也刺激着格调论诗学增强其自我修正和改良的力度，在屠隆、李维桢和许学夷等人的诗论中，格调论唐诗学已经融入性灵论成份。邓云霄、谢肇涮、陆时雍等人则力图在二者之间求取会通，推动唐诗接受的视角由格调向神韵转化。在性灵论思潮影响下，各派通过刻唐诗、选唐诗、评唐诗的方式宣传自己的主张，万历中叶后唐诗文献大规模整理与开发超乎以往，除初盛唐诗继续得到刊刻外，大量中晚唐诗人集子得以面世，大大促进了唐诗的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