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天津、烟台、营口、大连、安东、青岛、连云港等沿海口岸开埠以后，因先进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科学技术的输入，我国北方发生了巨大的经济变迁，港口——腹地是这一变迁空间进程的主要表现途径。依据地理位置，广大的北方可分成口岸城市区、核心区、中位区和边缘区四个部分。口岸城市区是一个人口众多经济发达的滨海城市，核心区是离口岸最近的区域，中位区在核心区以外，接近整个港口—腹地区域的中心位置，边缘区在中位区外围。区域经济明显呈现梯度的、不平衡的发展状态。在四个类型区，无论市场经济的发育程度、中心城市的规模、中心城市的交通地位、道路和城镇的密度以及工业发展阶段，都表现出口岸城市区最高，核心区次之，中位区再次之，边缘区最低，这种以口岸城市为起点，越往西越低的特点。在接受口岸城市经济、文化、政治等方面的辐射上，则以核心区最大，中位区次之，边缘区最低，越往西越低的特点。口岸城市是区域经济的增长极，不仅能够通过要素流动关系和商品供求关系，对周围地区的经济活动产生支配作用以及示范、组织和带动的作用，而且能够形成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从而刺激和推动外围地区的经济发展。受空间距离衰减规律的支配，在同一个港口—腹地区域，大体上表现出各地距增长极(区域经济中心城市)的空间距离越小，向增长极输出能量和接收增长极的扩散效应就越大，反之，空间距离越大，向增长极输出能量和接收增长极的扩散效应就越小，呈反相关关系。受这种港口——腹地模式的影响，口岸城市与其腹地的政治中心城市形成特定的双核结构。到了二十世纪初以后，现代交通发达的沿线地区又成长为各港口—腹地内部的增长轴。此外，各个港口—腹地都有由大小道路构成的交通网络，在网络的交叉点形成较大的交通与商业中心。网络内部等级规模明显，可往下再分为若干个层次，每个层次同样有自己的交通网络与交通和产业中心。。有证据表明，到了二十世纪的二三十年代，除了已脱离中国的外蒙古以及拥有自己沿边口岸的新疆西部地区，北方的广大地区通过商品、资金、人口、技术、信息等方面的联系，已形成三大块在港口—腹地基础上形成的经济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