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就中原地区而言，主要发生过三次社会形态的重大转型：从氏族社会晚期转型至殷商奴隶制社会；从春秋中后期的礼崩乐坏转型至战国秦封建社会；从晚清的自救改革转型至近代社会。每次社会转型都是指社会结构的整体性、根本性的变动，是由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因素所决定的，因此每次社会转型都含有结构转换、机制转轨和观念转变的内容。每次社会转型总是引起法律的相应的激烈变革，并从多方面立法建制确保转型成功。在这个过程中，新的法律思想与理论，起着重要的导向作用。本文以战国秦及关外时期后金为例，概述社会转型与法制变革的相互关系与规律性。
　　提出自战国至秦统一，变革中的法律不是消极地适应社会转型的需要，而是积极地推动和巩固社会的转型。譬如商教变法时便用法律打击阻碍社会前进的保守势力，“论及太子，黥劓其师傅”。同时也运用法律破除旧贵族的特权，“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建立了王权专制下的官僚制度体系，从政治体制上确保社会转型的成功。此外，通过多方面的立法，规范了新的社会所必须的基础，而且强调以诚信执法司法，使法律具有稳定性、权威性，以至“商鞅虽死，其法未败”。
　　而关外时期的社会形态处于急遽变动中，复杂交错，变化不定的社会关系透过法律关系这面镜子的折射，反映得十分清楚，太祖、太宗二代法制建设的历史，既含有满洲传统的法律观念与习惯法的特色，又表现出强烈的民族间法律文化的融合。这是南北朝、辽金西夏、元所经历过的民族融合和文化交流的历史在新的条件下的新发展。但是，它所记述的统治者的法律思想更为丰富，法制建设的实际过程更为翔实，对于社会转型所起的作用也最为明晰。特别是它所反映社会转型与法制变革之间的特殊规律性，极具研究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