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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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成都农地权利制度改革规范为例，探讨农地权利。笔者认为成都的这场农地权利制度改革，既有登记确权这样基础性的制度建设，也在一定范围内触及产权流转这一土地制度改革的重要命题。5.12特大地震之后的灾后重建，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检验了这场始于2007年底的改革。经过调研和研究，我们己经可以发现，由于在法律法规的保障下，土地权利的界定和流转使得政府和农户均可以充分利用土地所蕴含的经济价值而获取重建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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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成都农地权利制度改革规范为例，探讨农地权利。笔者认为成都的这场农地权利制度改革，既有登记确权这样基础性的制度建设，也在一定范围内触及产权流转这一土地制度改革的重要命题。5.12特大地震之后的灾后重建，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检验了这场始于2007年底的改革。经过调研和研究，我们己经可以发现，由于在法律法规的保障下，土地权利的界定和流转使得政府和农户均可以充分利用土地所蕴含的经济价值而获取重建资金。良好的权利制度，不仅构成了灾后重建的制度基础，而且能够成为撬动社会资金参与重建的有力杠杆。在更为广阔的层面，成都的改革实践也表明，以地方政府为主体的改革受到立法权限的约束，使改革后的农地权利存在法律瑕疵或法律风险。因而，建立一个权利主体明确、权能完整、权利义务关系清晰的农村土地权利制度必须依靠全国性的法律制度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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