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社会”已经成为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就笔者目力所及，在已有的研究中，对“科举社会”的界定主要涉及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人才选拔的标准及其体现的价值取向，如郑若玲认为，宋代以后，科举在政治上的重要地位及其重大影响，使中国逐渐成为一个以“凭才取人”的人才选拔标准和能力本位主义的价值取向为表征的科举社会。二是社会流动机制的形成和新社会阶层的产生，如近藤一成提出了“宋代科举社会”的概念，其对科举社会的界定是，居于最上层的科举及第者以及科举应试者与自称有应试能力之人，被认为是区别于庶民的士人，正是他们构成了不同于庶民层的“士人层”社会，即科举社会。近藤一成认为，科举不仅源源不断地产生和补充社会构成中的“士人层”，而且也建立了让落第者信服的机制，从宋朝科举社会成立以后，一直到清朝，科举超越王朝的交替，持续发挥了传统社会体制再生产的机能。近藤一成界定的科举社会是一个这样的社会：由科举维持社会持续流动、并保持一个相当庞大的动态的士人层，形成了一个传统社会体制再生产的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