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期大陆进行现代政权建设的开端,研究这一时期的乡村治理,能够更好地考察基层治理如何回应和适应社会的变迁.20世纪初期乡村治理的结构由正式官员、半正式官员和民间精英构成;而治理模式则体现为互构性治理,主要受国家能力、社会组织化和互构性权力的形塑.基层政权建设强化了自上而下的国家意志,对当时乡村治理的结构和模式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如何在当下重建社会,推动社会的内部组织化,确保互构性治理得以正常运行,关乎整个乡村治理的有效性和民主化;这也许是20世纪初期乡村治理经验能够给现代大陆的一个重要启示.伴随着国家正式组织和话语的下渗以及大量乡村社会内部组织化的瓦解，原有的互构性权力也发生了重要的改变。对于国家来说，向下渗透的权力在与社会发生互动的过程中也重塑了社会的结构，最为典型的表现就是推动了“保护型经纪”向“赢利型经纪”的转向:与基层政府接触的民间精英越来越多地被地痞流氓所取代。实际上，这一转向也是乡村社会应对政权建设的结果，正直的民间精英的撤退、乡村社会内部组织化的瓦解以及民众普遍使用“弱者的武器”，使得国家的基层政权建设不得不更多地依赖“保护型经纪”。正是国家与乡村社会的互动互构，共同形塑了政权建设背景下的乡村治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