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12月19日,中英双方签署联合声明,宣告香港将于1997年7月1日作为特别行政区回归祖国.白此,香港的身份在两种意识形态的差异之下变得敏感起来,一向超然于国族政治之外的香港人开始试图探讨自己在这个以民族国家为政治主体的世界上的地位.电影这一最为大众化的文化形式,往往是一个社会集体无意识的外化表露.从1985年到2013年,近三十年的时间里,共有6部以"警察故事"为名的电影上映.这6部电影都是成龙主演(并以编剧、武术指导、导演等身份主导了电影的创作),从情节、人物形象等各个方面,既有延续的地方,也有因社会语境的变迁和主演成龙的年岁增长而出现的变化.本文拟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运用身份认同理论，分析时间跨度长达30年的这6部电影中所表达的香港认同的变化，以及这一变化发生的原因。 统治香港的一百多年时间里，“港英政府”对文化采取不干预政策，因此造成了比较自由的文化风气。这种自由，是在回避政治的基础上享有的。“香港的教育制度刻意回避任何国家或民族情怀”，而且，1991年之前，“香港并无民主机制让平民参与政治，政治和社会一直有明显的分隔。”这样的状况直到回归前夕才发生改变，因此孕育了一种不问政治，经济至上的信念。体现在电影中，就是无论何种类型的影片，往往都带有极强的娱乐色彩，而极力激励避免任何政治话语，如“警察故事”系列的反面角色，是“犯罪团伙、黑帮社会等等被主流意识形态所批判的社会边缘性人物，而这种边缘性也就巧妙地规避掉了社会秩序和国家意识。” 而内地的电影，除了少数主旋律题材的之外，往往也回避宏大的政治话语，除了因为审查制度的存在，也是担心直白的宣传会引起观众的反感而造成票房的损失。正因为如此，香港和内地有了某些不涉国家政治的、能够共同接受的底线，而以警察为主角的电影，恰好能够承载这些主题。 总之，在香港与内地政治、经济关系日趋紧密的今天，：‘纯粹”的香港电影可能越来越难以创作出来。6部《警察故事》中为双方所共享的价值话语，或许可以让香港电影迎合内地市场的同耐，找到关于自己身份的有效表述，这些话语，也为内地和大陆合拍片的生产，指示了有效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