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迷信”话语及其现代形态--兼读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

来源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第四届青年学者论坛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xingchen8888
下载到本地 , 更方便阅读
声明 : 本文档内容版权归属内容提供方 , 如果您对本文有版权争议 , 可与客服联系进行内容授权或下架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清末至民国初年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过程中,中国民众的信仰世界经历了急速的断裂与嬗变。“反迷信’’运动将改造民间信仰整体性地纳入到了创建现代民族国家的话语体系以及社会展开过程当中。然而“反迷信’’作为一种启蒙的形构,并非现代性的独创,且是精英主义对于民众世界论述与改造传统的绵延。在“反对迷信”的同一性态度底下,还有启蒙话语在不同层次、不同方向论述场景中的多元分裂。民众信仰空间的多重叠合功能,使其改造过程并未表现为一种“传统一现代"绝然对立的线性进程。在地方性状态下,正统与民间、传统与现代交互而行,信仰空间依存于日常实践,在“理性的暴力”中强固地延续着。
其他文献
范仲淹经略西北防务,加强军备,在提高军队战斗力的同时,努力减轻农民的负担。他尽可能地不增加中央财政支出,因为增加支出会导致农民负担加重。他把商业作为重要的军费来源,主张通过放松茶盐官榷增加收入,对促进茶盐的市场化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本文认为史料上关于“范仲淹的知杭州治绩”记载的变化,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在北宋时期。除了《梦溪笔谈》以外,史料上没有关于范仲淹的知杭州记载。  该时期对其作为地方官的治理业绩记载较少,主要以记载其对西夏战争的功绩为中心。由此可见,这时期的范仲淹还没有被看作“著名的地方官”。北宋末期,将他评价为“名臣”虽然已经成为一种官方的认识,但所谓的“名臣”仅仅是将他作为一名活跃于中央政府的士大夫
政权的腐败危害极大,关系国家的命运与前途。任何时候有理想、有抱负、有责任心的官员,都不会漠然视之。宋朝著名的政治家范仲淹,自然也不会例外,必然会在反腐败方面作出自己的贡献。范公反腐败的吏治整顿,虽然限于历史条件,未能取得完全的胜利,但有此精神,也是足堪后人永远怀念和学习的。
思想家范仲淹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一面千年传承励人上进的文化旗帜。前后的“忧”与“乐”两个内容融为一体。长期来有无数英雄志士秉此精神为国献身,多数侧重于前半句之“先天下之忧”,甘愿“先觉”而受难,不畏先行,以捐躯。纵观历史,“共患难易,同安乐难”。每逢国难当头,有志者不计个人得失:然而一旦大业有所成就,往往容易滋生私欲,争夺私利,甚至产生一批又一批的蜕化变质分子。反观能坚持信念
范仲淹之所以被人铭记在心,与其说是他的文治武功,还不如说是他的人格魅力,人各魅力是范公“立功、立德、立言”三者的集中体现。本文试从造就范仲淹横空出世的天时、地理、人和环境;“三立”等方面的史实来探讨范仲淹的人格魅力。
要了解宋代文人,尤其是出身名门的那些士大夫有别于李唐庶族“文士”的价值判断和艺术追求,就必须首先充分考虑其赖以成功的“家风”及“家学”背景;这里面既有家族内部的世代传承问题,同时更涉及到师友关系、婚姻纽带及党派分野等可能影响名门望族之间家风交流与家学互补的复杂因素。本文拟以苏州范氏家学为例,对两宋望族“家学”传承互动的一般情形略事考察。
范仲淹在睦州任内虽然只有短短半年,但是却为睦州百姓做了许多实事,写下许多流传千古的诗文。范仲淹的《斗茶歌》从民间的斗茶、斗草引喻官场争斗,暗讽以茶媚上的不良风气,也完全能与“茶亚圣”并列。历代研究中国茶叶发展史,茶文化的文章也有提到范仲淹的《斗茶歌》,但是,对这首诗的深刻含义作深入分析的却并不多见。
在清末,无论是从近代化还是从社会转型的角度看,由传统农业迈向近代农业都是时代所趋。在商部一农工商部的主持、倡导下,清政府采取了切中时脉的改良措施,并取得一定实效。本文拟对此作一爬梳,以助于理解清末新政的经济改革,且对今天的经济建设亦有裨益。
本文试图立足灾荒视野,在梳理古代救荒经验基础上,对清代平粜救荒政策进行具体考察,以此探析清代国家机器与市场机制之间复杂动态关系。与目前学术界中有关市场、商品经济研究的如火如荼相比,本文重点关注不是市场规模,商品化程度,要素等,也不是探讨价格机制与粮价制度、物价等,而是试图探析灾害与市场的双重冲击下清代国家对市场机制的调控与应对。本文只能试图从灾荒视野的特定角度,分析清代救荒中强大的国家机器怎样调控
本文通过对清代方志中相关记载的统计分析,主要研究了河南乡村集镇的空间分布特征。作者认为清代豫省集镇按距县里程的分布整体上呈抛物线状态,豫东集镇的分布特征与全省一致性较强,豫南、豫北次之,豫西最弱:清末随着集镇数量和密度的提高,抛物线分布的特征更加明显。另外,集镇数量在各个方位上的分布基本均衡,表现为以县城为圆心的同心圆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