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人均GDP接近10000美元关口,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开始进入中速发展的“新常态”阶段;另一方面,中美之间的“贸易战”已经演变成“科技战”,美国对中国高科技企业的打压表明了世界科技、经济主导权的争夺已愈发激烈。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唯有大力发展科技、提高创新水平才能对内寻觅新的经济增长点、对外拥有国际经济秩序话语权,而这一任务便主要由拥有较高技术含量、更大成长潜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来承担,所以战略性新兴产业对于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具有巨大的带动和引领作用;而“创新”是战略性新兴产业生存发展的根本属性和重要保障,如何能够有效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进而提升社会的科技水平应当是政府和企业深入思考的问题。在政府众多宏观调控手段中,税收政策的改变对于微观企业的成长具有重大影响,所以本文选择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数据作为样本,利用中介效应检验方法来研究税收激励和创新能力对企业成长的影响机制,希望为政府、企业和相关学者提供最新的数据参考和实证经验。文章的第一部分为绪论,主要说明研究主题的背景和意义,尤其是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并进行相关基础概念的界定和研究内容与方法的说明,同时点明本文研究的创新点和不足。第二部分文献综述,由于现有研究几乎没有共同研究税收激励、创新能力与企业成长三者关系的文献,因此本文分别综述三个变量两两之间的关系,以及经典文献中使用的研究方法与数据类型,从而为后文的变量设计和模型构建奠定基础。第三部分从经济学理论角度分析税收激励、创新能力与企业成长之间的作用机理,为三个变量的相互影响寻找经济学原因。第四部分首先阐述本文使用的研究方法和中介检验程序,之后说明本文的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并着重展示被解释变量——企业成长的设计方法;在模型构建之后应用固定效应模型对税收激励、创新能力与企业成长之间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并考虑到创新能力与企业成长之间的内生关系,运用广义矩估计/工具变量法对第三个模型进行回归,然后根据中介效应检验程序从系数显著性和差异系数检验两个角度证实了创新能力的中介传导效应。第五部分首先总结本文得出的结论,并为政府关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税收政策以及相关企业提高创新能力提出相应的建议。本文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而言,“创新”是其生存发展的根本动力和重要保障,创新能力的提升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的成长发展;政府的税收激励政策能够显著促进企业成长发展,并且这种促进作用完全是通过提高企业创新能力来实现的,“创新能力”在二者之间的中介传导作用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