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留守儿童由于与父母分离和缺失父母亲情等原因,在留守环境及其多种应激事件的刺激下,更加容易出现心理问题。抑郁是衡量个体心理健康水平的一项重要指标,而抗逆力作为一种积极心理资源,被认为是抑郁的保护性因素。然而,抗逆力对抑郁的保护作用可能是通过一些其它心理资源的中介作用来实现的。因此,在探讨抗逆力对抑郁情绪的作用显著的基础上,本研究从认知和情绪双重应对的角度出发,探索反刍思维和情绪灵活性在抗逆力和抑郁情绪之间的中介作用。方法:采用流调中心抑郁量表（CES-D）、Connor-Davidson抗逆力量表（CD-RISC）、事件相关反刍问卷（ERRI）和情绪灵活性量表（EFS）对江苏597名省留守儿童进行问卷调查。结果:（1）留守儿童的抗逆力水平较低（55.11±14.24）,抑郁情绪检出率较高（71.0%）。（2）留守儿童的抗逆力、情绪灵活性、侵入性反刍均与抑郁情绪显著相关。（3）抗逆力能够预测抑郁情绪,且存在两条路径:通过直接效应负向预测抑郁情绪（β=–0.37, p <0.001）,另外也能够通过情绪灵活性的部分中介作用间接预测抑郁情绪(β_抗-情=0.70, p_抗-情<0.001;β_情-抑=–0.22, p_情-抑<0.001;β_抗-抑=–0.22, p_抗-抑<0.001);但不能通过侵入性反刍和主动反刍影响抑郁情绪(β_抗-侵=0.01,p_抗-侵=0.789;β_主-抑=–0.02, p_主-抑=0.701)。同时中介效应模型拟合良好:χ²/df=1.914,TLI=0.984,CFI=0.990,NFI=0.979,RMSEA（90%CI）=0.039（0.021～0.057）。结论:留守儿童作为抑郁高发的特殊群体,高水平的抗逆力能够帮助他们减少抑郁情绪的产生和发展,克服留守逆境带来的消极影响。同时,情绪灵活性作为抗逆力导向干预措施的目标之一,可以将提高情绪灵活性作为今后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预防和干预重点之一,对预防以及减少留守儿童抑郁情绪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