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语所学者因傅斯年提出“史学便是史料学”的观点被称为“史料学派”。本文不讨论“史料学派”在具体观点上的功过是非，而是以史语所对内阁档案史料整理为例，阐明他们对档案史料价值判断、整理、研究、保管等方面的认识及特点，以求客观公正地评价他们的学术贡献。
本文通过回顾和反思章学诚的史学批评理论，指出章学诚具有主通明变的批评眼光。章学诚的史学批评理论内容丰富，从经世致用的史学批评目的论，到注重史义，到区分文史关系，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史学批评体系。此体系主要包括史学研究的目的、史学家的修养、史学编撰的具体理论、史学批评的传统和创新、世界史学批评理论体系中的章学诚五个方面。
本文首先要论述的是，梁启超对儒学精义的理解，其“学术”观念的思想特质，与康有为今文经学提倡的“学术”观念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梁启超关于中国现代学术的理想，其主旨在于使西方科学新知与中国儒家人文传统获得调和，兼重“物理事变”与“心知情慧”，并建立二者间有机的互动关系，以为人类求知立行建立一新原则，创立一新体系。为此，他有意截取儒家“内圣”部分，注重对阳明学的重新连释和建构。同时，他又高度强调儒学作为
明清时期，医疗领域出现了较为奇怪的现象，一方面医学文本中充斥着医家医德不断的堕落的描述，出现了严重的医疗道德问题，另一方面是医学精英对医家自律不断的倡导，医学道德出现了一种自我规范化趋势。这种颇为吊诡的现象的出现，不仅与这一时期的社会变动有一定的关系，更与清代医事制度的不完善、政府对医疗市场的严格管理缺失、医学共同体组织不发达有关。
清代地方官的相见礼在继承明朝礼制的基础上，又有所创新，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尤其是在地方文武官之间相见礼、满汉官相见礼等方面别具特色。通过该项礼仪的研究，阐释清朝宾礼的继承与发展，从而对清朝所建立的地方政治新秩序产生新的认知。
在清朝，旗人超越了民族的界限，成为了一个特殊的群体。清初朝廷为了保证旗人的生计，从各方面给予特殊的政策，分拔大量的土地，发放丰厚的兵饷和各种福利，以维持其独尊地位。
十九世纪前半叶是苏南地方社会面临的一个特殊时期，一方面这里遭受频发的自然灾害的严重困扰，另一方面当地由于赋税制度的弊端而引发各种社会矛盾。在这种情况下，之前由官方主导的荒政制度衰落了，地方政府与民间都在寻求新的灾荒救济措施以应对这一特殊时代。因此，荒政在道光朝出现了新的变化。一方面，是商人、高层绅士大量兴建义庄，并更多地介入灾荒时期赈厂的经营，另一方面，是官方建立了新的仓储制度，即丰备义仓。出于规
清代顺治朝满汉官员之间就是否派遣御史巡方意见分歧很大，满族官员从实际效果的角度出发主张停止派遣巡方御史，而汉族官员往往从现实需要、历史传统、制度缺陷及选人不当的角度主张保留御史巡方。御史巡方的实际效果喜忧参半，顺治帝在这个问题上立场并不坚定，时而支持派遣御史巡方，时而又同意停止差遣巡方御史。顺治帝去逝不久，鳌拜等辅政大臣很快就决定停止差遣巡方御史。从此以后中央对地方官员的直接监督就演变成了地方官员
本文主要利用钞本《湖北全省征收钱粮漕米数目清册》，以19世纪中期道光、咸丰之际的湖北为例，重构州县地丁银的收支结构，呈现晚清地丁银制度之实态.本文发现，当日湖北各州县地丁银的平均征价达到1.506两/两，高于法定标准35.7％.而在支出方面，除去户部控制下的正项，地丁盈余主要充作地方各级政府(尤其是州县政府)的办公经费，以及地丁银的征收用款.这些收支惯例在道咸之际成为地丁银制度的重要组成，一方面说
辛亥革命研究已相当深入,然而从生活史的层面,考察革命者如何进行革命动员,似乎还不多见。秋瑾留学日本时,每遇大会,“则抠衣登坛,多所陈说。其悲感激切,荡人心魄”①,革命者从领袖到追随者,都乐于以演说进行革命动员,本文拟以革命演说为视点,尝试从革命者怎样“以学堂为鼓吹之地”,对同盟会口号与仪式进行改造,以演说为革命造势,举行纪念会以凝聚人心,激发排满情绪等细节来考察革命者如何在不同空间与群体之中进行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