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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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初，党和国家作出重大决策，将商业贿赂行为的治理纳人中国反腐体系。半年之后，立法机关出台了《刑法修正案(六)》，对刑法第163条所规定的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和第164条所规定的对公司、企业人员行贿罪进行了修订，扩大了前罪主体和后罪对象的范围。虽然此次立法完善符合我国严厉打击商业贿赂的刑事政策要求，但是，这种通过修补现行法典罪状对刑法相关罪名完善以扩大刑法适用范围的形式，并没有切中商业贿赂行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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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初，党和国家作出重大决策，将商业贿赂行为的治理纳人中国反腐体系。半年之后，立法机关出台了《刑法修正案(六)》，对刑法第163条所规定的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和第164条所规定的对公司、企业人员行贿罪进行了修订，扩大了前罪主体和后罪对象的范围。虽然此次立法完善符合我国严厉打击商业贿赂的刑事政策要求，但是，这种通过修补现行法典罪状对刑法相关罪名完善以扩大刑法适用范围的形式，并没有切中商业贿赂行为所侵害的犯罪客体这一核心，因而并未触及商业贿赂的核心问题，也使得刑法惩治商业贿赂犯罪的功能无法全面展开。为提高刑法的规制能力，发挥其在治理商业贿赂犯罪中的作用，有必要将商业贿赂独立成罪。本文论述了当前商业贿赂犯罪立法的潜在不足以及商业贿赂罪之立法设计。
其他文献
数字本来是用来计算的，但由于种种原因，人们却给一些数字赋予了别的文化蕴涵，使这些数字具有了浓厚的神秘色彩。神秘数字对人类文化有着深刻的影响。在我国，有不少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主要由生殖文化和数理文化构成，而在中国的数理文化中则以神秘数字占据统治地位。所以，研究中外文化，若不了解神秘数字对文化的影响，许多文化现象就无法解释。神秘数字对法文化也有着重要影响，本文将对此加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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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从新公共管理改革存在的问题出发，探讨了后新公共管理出现的背景及其主要内涵，并试图解释以解决原有诸多政府问题为着眼点的新公共管理运动不再流行的内在原因，进而阐述后新公共管理出现的必然性及其典型特征，分析了后新公共管理未来发展的趋势及可能性。
20世纪70年代，西方社会的法律改革者在对该问题的探讨中，提出了刑事和解理论，并被美、英、德等国在司法实践中推广适用。本文概述了刑事和解的制度产生发展历程，探讨了刑事和解的正当性说明，研究了刑事和解制度的设计方案。
从整体上看，我国新刑法典规定的税收犯罪，其规范是全面的、细致的，其设置种类和分布也比较合理，与国际上惩治税收犯罪的规范逐渐趋于一致。新刑法典还注重了刑法的经济功能，对许多税收违法行为，都划定一定的数额标准来量定。在具体法条的设置上，对于每一种犯罪在承担人身自由刑的同时，都考虑了财产刑的承担，而且还根据每项具体犯罪的不同数额档次设计了不同的经济刑的标准。这种财产刑上的细密规定，符合税收犯罪作为经济犯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在总结各国反腐败经验的基础上列举了一系列属于腐败的行为，要求各缔约国根据本国的法律原则将之规定为刑事犯罪，影响力交易罪就是其中的一种。按照《公约》的要求，我国的刑事立法应予以关注，将“影响力交易”单独成罪，这样，不仅对于利用权力性影响力从行政部门或者公共机关获得好处的贿赂犯罪行为(如发生在医疗领域的商业贿赂)能够予以规制，而且对利用非权力性影响力的贿赂犯罪行
为打击日益严重的商业贿赂行为，有关的国际公约和各国刑事立法都对此规定了刑事制裁措施。2003年10月31日，联合国大会审议通过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以下简称《公约》)，该公约是国际社会专门预防和打击腐败的最新法律成果，其中反商业贿赂犯罪是其重要内容之一。本文论述了商业贿赂犯罪的含义、我国现行商业贿赂犯罪中的“贿赂”范围之争议、《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等国际公约对“贿赂”的主要规定以及我国商业贿赂犯罪
商业贿赂是我国进人经济社会转轨时期以后所产生的一种经济现象，业务贿赂的泛滥对我国公平、开放市场经济秩序的构建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影响。商业贿赂犯罪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完善规制商业贿赂行为的法律体系，将商业贿赂行为纳入刑法调整范围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本文论述了我国刑法商业贿赂犯罪刑法规制现状的考查、商业贿赂罪独立成罪立法必要性之分析以及商业贿赂罪独立成罪之立法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