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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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总则》捐助法人制度的确立明确了我国慈善基金会的法律地位,基金会模式和慈善信托模式合作并行是慈善事业发展的实践选择.《慈善法》并未明确“慈善信托”和“公益信托”的关系,信托登记制度的不足及信托税收优惠措施的模糊也制约了我国慈善信托制度的发展.结合《民法总则》的规定,应适度放宽慈善信托目的唯一性的认定标准,建立合理的外部监督制度,明确受托人、监察人的资格及其权利义务,建立完善的扶持促进政策,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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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总则》捐助法人制度的确立明确了我国慈善基金会的法律地位,基金会模式和慈善信托模式合作并行是慈善事业发展的实践选择.《慈善法》并未明确“慈善信托”和“公益信托”的关系,信托登记制度的不足及信托税收优惠措施的模糊也制约了我国慈善信托制度的发展.结合《民法总则》的规定,应适度放宽慈善信托目的唯一性的认定标准,建立合理的外部监督制度,明确受托人、监察人的资格及其权利义务,建立完善的扶持促进政策,鼓励采用基金会和慈善信托并行合作的慈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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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对于商事信托关系的认定,司法裁判并没有确定的标准或规则,只是由法院在不同案件中予以具体判断,因而呈现出商事信托司法裁判的不确定性之特征.《民法总则》规定的“营利——非营利”的法人区分标准,为商事信托司法裁判不确定性的消解提供了契机和依据.应对商事信托的法律地位予以进一步思考,反思信托的契约形态,将商事信托的组织化作为制度变革的方向,将商事信托定位为营利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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