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分析评论家们对于张大春至二○○三年《聆听父亲》以来创作风格之改变,纷视为是张大春凝视「家族史」、「现实」契机之际,近而追问张大春的创作风格的转变标志什么样的意义,更重要的是,一个作家的改变绝不是说变就变,那么此一改变的关键在何处?本文试图以凝视家族史现实的《聆听父亲》做为解决第一个问题的开端,论证张大春如何透过思索家族史--此一现实中想象的他者,确立了自己的主体性之过程,亦为其风格转变之标志：又捋《大说谎家》与《城邦暴力团》视为此一历程转化的重要关键。换言之,这两部正好间隔十年出版的作品,做为张大春所面临的现实中想象的他者,在同样皆是取材于现实中新闻历史事件底下,关键性的将张大春带入由叛逃现实、至接轨现实两个截然不同创作境地,亦为张大春两千年后创作历程的转变寻求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