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贵州苗疆"生界"大致可以分为三个片区,即以腊尔山为中心的黔东北生苗区,以雷公山、月亮山为中心的黔东南生苗区,以及以麻山、花山为中心的黔中南生苗区.由于历史背景不同,地理环境有差异、战略地位也高低有别,致使清廷经营这三片生苗区的策略和目标也互有区别,其政治后果和对贵州行政区划的影响,也呈现一定的差异.鉴于目前学界对这三片苗区的开辟及其后果的综合比较研究甚少,为此,笔者拟对这一问题做深层次的探讨,以便揭示清廷经营手段的差异所产生的不同后果.清代对贵州苗疆的开辟是西南“改土归流”的重要内容之一，开辟的结果，加强了清廷对西南地区的统治，促进了边疆地区的内地化过程。长年以来，国内的部分学者简单化的认为所谓“改土归流”就是罢废土司，设置流官。其实“改土归流”之“土”是相对中央王朝派遣的流官而言，都称为土，土司当然也包括在内。但废除土司并不能涵盖改“土”的全部内容，而废除少数民族传统的宗族社区建制，也是改“土”的主题之一，从相关历史记载以及开辟的后果看，“生界”的开辟，自然也应属于“改流”范畴。因此笔者认为开辟苗疆是清雍正时期“改土归流”的重要内容之一，而对清代开辟苗疆与改土归流关系问题还有待学界作出进一步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