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对广东省深圳和东莞两大城市的电子产业发展的政策文件回顾和企业问卷调查(2009年),本文揭示了在转型经济背景下,工业化初期的区域管治模式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具有路径依赖性,并对区域创新系统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深圳市在80年代的工业化初期,以自上而下的管治手段为主,中央政府在发展中扮演积极的引导作用,并提供较多的政策支持。而相对来说,东莞从改革开放开始,在财政分权和土地改革的制度变迁下,逐步成为一个自下而上的全球化生产系统。通过对比深圳和东莞这两个具有相异的初始管治模式的地域生产系统演化,本文发现深圳从90年代末开始逐渐向促进区域创新的"网络管治结构"转变,被调查的深圳电子企业已具备了学习并吸收外部组织的知识,并将其转换为创新绩效的能力。调查同时显示,东莞电子企业的产品创新主要来自于外驻母公司的组织安排,并且母公司对本地创新的促进作用也较弱。东莞在2000年后,面临逐渐加大的成本压力,却由于基层村镇级政府的制度能力困境而不能有效实现产业升级。对深圳和东莞两大电子产业集群演化路径的考察表明,伴随着制度转型以及快速工业化进程,自上而下的管治框架相对于自下而上的管治,对工业基础薄弱地区向成熟区域创新系统的演进具有更大的支撑作用。最后指出,由于特定的偶然事件具有不同程度的路径依赖性,演进视角的分析必须注重时间和地理的特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