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就蒙元时期巩昌便宜都总帅府世袭总帅汪氏家族与窝阔台次子阔端及阔端后王之关系分窝阔台汗至蒙哥汗时期和入元以后两大阶段进行系统考察。汪氏家族最早与阔端系发生关系始自窝阔台汗七年(1235)，自此时起至1251年蒙哥即大汗位期间，汪氏家族实为阔端的家臣，而巩昌二十四城则俨然阔端之领地。窝阔台系在执掌蒙古国汗位22年后，由于蒙古贵族间的权利之争，汗位终被成吉思汗四子拖雷系夺取，从此窝阔台系势力转衰，其政治命运发生了重大转折，而窝阔台次子阔端系诸王的命运及汪氏家族与阔端后王的关系也随之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即汪氏家族作为阔端后王家臣的身份虽未改变，但与阔端后王在政治军事上的关系则大为削弱。入元以后，随着忽必烈采用汉制而带来的中央集权制的强化，蒙古宗王的权力整体有所下降，尤其是忽必烈子孙以外的诸王更是普遍遭到抑制，巩昌都总帅府也逐步纳入中央集权体制之中，在行政隶属上被划归陕西行省。但以诸王藩权为代表的草原旧俗并没有完全退出政治领域，“黄金家族”共有天下的原则在蒙古上下层中有很深的影响，诸王在各自的封地中仍享有相当大的权力，对过去传统上的领地仍拥有一定的支配权和影响力。所以尽管巩昌都总帅府在行政建置上业已隶属陕西行省，历代都总帅的袭任均须中央政府任命，汪氏子弟也依迁转法任职各地。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汪氏在身份上仍属阔端后王的家臣，而巩昌二十四城也仍具有阔端后王领地的性质或至少仍被阔端后裔视为自己的禁脔，汪氏家族的命运也在一定程度上与阔端后王的命运相关联。此文最终揭橥者：从巩昌汪氏与阔端及阔端后王之关系变动转化中所反映的蒙元时期政治生态变迁史之一斑；亦可由此略窥阔端一系在整个蒙元时期盛衰起伏之状况及缘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