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和万邦”从远古即是中国立国之精神。 西周成为上古史上最为灿烂辉煌的国家，即在其对人、对生命的认识上有了飞跃的提升，以至使国家制度中充满了对人、对生命的尊重与关怀。 这是人类生命自我觉醒的时代，是“和合”文化的一种凝聚与完成。 秦废封建，定郡县，辟驰道，开拓与防御，进而车同轨、书同文、开运河，沟通东西南北，完成边境的统一度量衡以及统整社会风俗。其虽有焚书坑儒之激，但承继传统设“博士之官，掌通古一今”。重新建构出大一统之国家。 汉武帝表彰六经，罢黜百家，其目的借用董仲舒的建议是要“通贤共治，示不独专，重民之治”(《尚书大传》)，如同伏生在《尚书大传》中所说:“夫天下非一家之有也。” 秦汉的一统天下，在两千年前，完成中国的基本规模。这不只是疆域的开展而已，更是传统学术的继承，学术始终指导着政治，并重视圣贤以至人才的培育，使社会、民族皆因历代圣贤以及人才的努力、指导，维持着中国“与万物一体，与万物合一”的民族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