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发展至今已有一百年的历史,在“新诗百年”的时代语境下,对新诗本体建构问题的审思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体认其自身的发展路径。《少年中国》杂志对新诗的发生与发展问题有着集中而深刻的探讨,这些探讨正有助于新诗自身的本体建构。本文将主要探究《少年中国》杂志与中国新诗的本体建构之间的关系,以期建构出新诗由受到“影响”、接受“影响”到走向“创生”的逻辑体系,以展示该杂志之于新诗发展的贡献。首先,《少年中国》杂志上刊载了多篇介绍与翻译外国诗人及诗学思想的文章,译介本身具备着对“文本”的接受与再创造功能。该杂志还刊发了不少外国诗歌作品,为外国诗歌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少年中国》杂志中的外国诗论及诗歌译介不仅为当时的中国诗坛带来了多元的文化思想,而且也使得新诗作者在与外国诗学资源之间的对话与交流中建构着新诗的本体。其次,《少年中国》杂志诗人群立足于新诗的本体建构,发表了诸多评论文章。这些文章或着眼于新诗的形式建构,或表达出自我的诗学倾向,在白话新诗的理论探索中极大地丰富了新诗初创期的诗学思想。这些思想在诸多层面增补了白话新诗的理论空白,并主要从新诗形式建构与诗学观念方面提升了白话新诗的诗学理论,由此也推动了“白话诗”向“新诗”的稳步迈进。最后,《少年中国》杂志诗人群在译介外国诗人、诗学观念及诗学流派的过程中,首先接受了外国诗歌的基本思想,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富于个人化的诗歌理论及诗学观念。《少年中国》杂志成为了新诗本体理论指引下的诗歌创作平台,它刊载了大量的诗歌作品,这些诗歌不仅参与着新诗初创期杂语共生的诗学语境的建构,而且也为新诗写作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当然,《少年中国》杂志上的新诗本体建构仍存在着不少问题,如诗歌写作题材的局限、诗体形式层面的新旧与中西杂糅等,这些问题一方面带有新诗初创期所无法避免的写作局限,另一方面则昭示出了其探索的未完成性。新诗的发展仍走在漫长的道路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