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企业作为国家创新的主体,已成为中国创新型国家建设的核心力量。然而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企业创新还存在研发投入不够、关键共性技术供给不足和创新产出效率较低等问题,企业创新能力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同时,风险投资行业兴起于欧美等发达国家,且随着其国内竞争加剧和收益降低,出于开拓市场、增加收益或者传播价值观等目的,纷纷走出国门,开启国际化投资进程,以国际风险投资的身份将资金更多地投向当地风险投资行业不发达且有较大发展潜力的新兴国家市场,并对当地企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然而,针对国际风险投资是否对企业发展产生了积极培育作用的问题,学术界虽然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和研究,但却得到了不完全一致甚至完全相反的结论。特别地,目前基于企业创新视角,对国际风险投资在新兴国家的投资绩效影响研究还相对缺乏,且尚未形成完整统一的理论框架,有待进一步深入探究。基于上述背景,为了打开国际风险投资影响新兴国家企业创新的黑箱,揭示其在新兴国家投资的行为动机、作用效果及影响机制,本文在对国际风险投资影响企业创新的信息不对称理论、委托代理理论、资源基础理论、信号理论、外来者劣势、社会网络理论、新兴者劣势、社会认同理论和家乡偏误理论以及国内外已有研究文献进行全面梳理的基础上,构建了相关理论研究框架,并以1989-2019年间有风险投资支持的新兴国家全球上市企业为样本,整合了来自EIKON数据库、Datastream数据库、BVD全球企业数据库、BVD知识产权数据库、世界银行、CEPII官网、美国中情局（CIA）、Hofstede官网、世界经济自由度报告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等多维度数据,综合运用多元回归分析法、Heckman两阶段法、工具变量法、中介效应分析法、调节效应分析法等多样化的研究方法,主要对以下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1）国际风险投资在新兴国家的投资有何特点?（2）与本土风险投资相比,国际风险投资是否更有利于新兴国家企业创新?不同特征的国际风险投资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存在差异吗?（3）与创业企业间较远的国家距离是国际风险投资影响企业创新的重要原因吗?风险投资特征和创业企业国家禀赋会影响国家距离与企业创新的关系吗?（4）海外上市是国际风险投资影响企业创新的中介路径吗?该中介路径作用发挥的深层次潜在影响机制是什么?不同的风险投资特征对该中介路径有何影响?具体地,上述问题研究主要得出了以下结论。首先,基于国际风险投资在新兴国家的投资现状分析发现:（1）从投资分布情况看,国际风险投资机构主要来自美国、中国香港、新加坡等发达国家/地区,且以私募股权公司、银行附属公司、投资管理公司等专业型投资公司为主;其主要的投资目标国为具有国土面积大、人口多、经济增长速度快和发展潜力巨大等特点的中国、印度、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家;且其投资以领投形式为主,并更偏好于信息检索服务、药物制剂、预装软件等具有高附加值、创新能力强和发展潜力大的行业。（2）从时间趋势看,国际风险投资机构的年度投资规模和投资数量变化与国际金融市场环境息息相关,其投资相对峰值先后出现在2001年（互联网泡沫）、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2010年（新兴国家企业做空潮）和2017年前后（全球贸易摩擦）;同时,其进入轮次在2000年以前普遍较本土风险投资机构早,但在2008年后却整体后移;此外,其在新兴国家的投资最初更偏好于独立投资模式,但在2014年后与本土风险投资机构的联合投资逐渐成为其首选模式。其次,本文从是否参与、参与程度及投资强度三个方面构造了五个国际风险投资的度量指标,并基于企业的研发投入、专利申请数量、专利授权数量和专利被引数量数据,从创新产出和创新效率两个维度构造的六个创新指标对企业创新水平进行衡量,在此基础上,实证研究了国际风险投资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以及不同风险投资特征的调节作用,主要得出了以下结论。（1）与本土风险投资机构相比,国际风险投资机构对企业创新的攫取效应大于增值效应,具体表现为国际风险投资支持的企业具有较少的创新产出和较低的创新效率,且这一结论在Heckman两阶段法和工具变量法的内生性分析和一系列稳定性检验后,依然成立。（2）基于国际风险投资影响的进一步分析发现,与本土风险投资机构的联合投资、较高的风险投资声誉、较长的风险投资期限和风险投资的早期进入能够有效缓解国际风险投资对企业创新的不利影响;然而较丰富的新兴国家IPO经验却加重了国际风险投资对企业创新的不利影响。再次,本文基于国家距离视角,从地理距离、文化距离、法律距离和制度距离四个维度,对国际风险投资培育较少企业创新的作用机制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深入研究,主要得出以下结论。（1）国际风险投资机构所在国家与创业企业所在国家间较远的地理距离、文化距离、法律距离和制度距离不利于企业创新,且该结论在一系列的内生性分析和稳定性检验后依然成立。（2）基于国家距离影响的异质性分析发现,与本土风险投资机构的联合投资、较高的风险投资声誉、较长的风险投资期限和风险投资的早期进入均能够有效缓解国家距离对企业创新的不利影响;然而较丰富的新兴国家IPO经验会加重国家距离对企业创新的不利影响。（3）基于创业企业国家禀赋的进一步分析发现,创业企业国家较高的自由访问度、较高的国家综合治理水平和较高的国家创新水平均能够有效缓解国家距离对企业创新的不利影响。最后,本文还基于海外上市视角,探究了国际风险投资培育较少企业创新的中介路径及其深层次的作用机制,主要得出以下结论。（1）与本土风险投资机构相比,国际风险投资机构的参与提高了企业海外上市的概率;同时,与国内上市企业相比,海外上市企业的创新产出和创新效率显著更低。即海外上市在国际风险投资影响企业创新的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且上述结论在一系列稳定性检验后依然成立。（2）基于国际风险投资通过海外上市影响企业创新的深层次作用机制研究表明,国际风险投资增加了企业较早上市的概率,且较早上市会加重海外上市对企业创新的不利影响;与国内上市企业相比,新兴国家的海外上市企业面临较大的财务困境风险,而较大的财务困境风险不利于企业创新;虽然国际风险投资能够通过提高企业的国际化程度促进企业创新,然而与国内上市企业相比,海外上市企业的国际化程度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明显更弱。（3）基于海外上市影响的异质性分析发现,与本土风险投资机构的联合投资和风险投资的早期进入能够抑制国际风险投资机构基于“逐名效应”的投机性海外上市行为,表现为降低企业的海外上市概率;较高的风险投资声誉、较长的风险投资期限和风险投资的早期进入能够在国际资本市场上起到更好的“认证效应”,从而显著缓解海外上市对企业创新的不利影响。基于上述结论,在目前我国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本文研究不仅在选题及研究视角、研究方法和现有理论体系完善这三个方面具有一定的创新性,是对现有文献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和有益补充。同时,本文研究还为政府和各级部门建立更加有效的风险投资机制,引导和吸引成熟的国际风险投资机构到中国希望发展的领域中去,促进国际风险投资与创业企业之间的良性互动,提供了更加直接的微观证据;并有利于创业企业更加科学地认识国际风险投资与本土风险投资对企业创新的差异化影响机制,为其合理引入不同背景和不同特征风险资本的战略决策提供了实证依据;此外,针对国际风险投资的研究,还有助于中国风险投资机构学习成熟的跨国投资模式,以更好地应对国际化投资过程中面临的困难,从而为其顺利走出国门,更好更快地实现国际化进程提供了经验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