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结合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对先秦及两汉的文献进行梳理,说体从行为方式变为本文形态进而成为文体样式,其中智识阶层的参与对其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巫史传统到春秋战国再至两汉,社会态势与政治格局皆有所改变,智识阶层的人群构成也随之变化,出现了巫祝、士阶层与文士几种性质不同的类型。巫祝主导下的说体,针对对象为神灵世界,其说辞有严格的语言行为规范,较为条理,具有一定的文体特征,以娱神赞神为手段,祈求神灵降福于世人为目的,说体文特征在此基本确立,并为其后的说体文所承继。至春秋战国时代,理性精神萌发上升,动乱成就了说的时代,说的发出者经过历史的筛选锁定为不断扩大的士阶层,说的对象也完成了由说神向说人的转向,因诸子公共活动的轨迹(政治活动与学术活动)分说辞为游说、解经、辩说,其中以游说之辞为主,三条线索互相渗透,形成先秦说辞故事譬论性的典型特质,并促发论思维的提升与轴心时代的哲学突破。汉代说体承继先秦说体的发展,随着大一统格局的奠定,游说活动中断,文士通过一定的选拔途径进入统治者视野,游说之辞也转化为臣对君的书谏,并受到经学官方意识形态的影响。经学的兴盛还影响到解经之说的发展,汉代经说体著作增多,至东汉王充《论衡·正说》以对经书数量、流传情况等的介绍扩大了解经范围,同时许慎《说文解字》也以经学为依托,独创部首编排新体例,从音形义方面解释东汉以前的汉字,对经学有推动作用。刘向《说苑》、《新序》与韩非子《说林》、《储说》一脉相承,一方面,故事集的编纂具有劝诫的政治目,另一方面,对后世小说的发展有重要影响。以上为先秦两汉说体的动态发生及发展过程,也是本文的三个章节主要涉及到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