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近代北京社会教育发展为研究对象,系统地梳理了近代北京社会教育发展、变迁的历程,呈现出近代北京丰富多彩的社会教育活动,进而总结近代北京社会教育的成效及其制约因素。　　 文章用六个部分论述近代北京社会教育萌发、初兴、流变、勃兴、顿挫、恢复发展的整个进程。　　 1895-1912年为近代北京社会教育萌发时期。《万国公报》的刊发标志着北京有了近代意义上的社会教育理论和实践。此期,在政府和有识之士倡导下,以简易识字学塾为中心,对北京地区贫寒子弟和普通下层民众实施社会教育。　　 1912—1919年为近代北京社会教育初兴时期。政府专设社会教育司,社会教育开始在行政上有了地位,这也是北京社会教育一个重要的转捩点,标志着近代北京社会教育的初兴。由于教育结构逐步科学化,时人又非常重视社会教育,北京社会教育得到发展。　　 1919-1928年为近代北京社会教育流变时期。新文化运动以来,受民主、平等观念的影响,北京地区爱国进步的青年学生和接受欧美教育的新式知识分子,志于提高普通市民的智识水平,倡导以“增进平民智识、唤起平民之自觉心”的平民教育。1919年3月23日,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的成立标志着北京地区平民教育的出现。随之北京高师平民教育社、平民教育促进会先后在北京迅速地发展起来。　　 1928—1937年为北京社会教育勃兴时期。此期,北京地区的教育开始划归北平特别市教育局主管。教育局第四科为通俗教育科,主管社会教育。这种行政划分,使得北平教育局可以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规章,为北京社会教育的蓬勃发展提供条件。这一时期,因鉴于“唤起民众”的重要,所以有民众教育的提倡。在北京以四个社会教育区的民众教育馆为中心,其他如民众学校、讲演所、图书馆、戏院、电影院、民众茶社、民众问事问字处等社教机关积极努力,与民众教育馆的工作齐头并进,北京社会教育显现繁荣景象。　　 1937—1945年,北京被日本占领并建立日伪政权。日伪借助对各种社会教育机构的恢复和开设,加强对北京广大民众进行奴化教育,这种教育一方面中断了北京蓬勃发展的民众教育,破坏了民众健康生活的环境,使部分民众被欺骗；另一方面,更多爱国人士和民众不相信他们的一派胡言,不甘心听命于日伪,而是想方设法与日伪进行对抗,寻找任何可能的机会宣传爱国思想和民族大义。　　 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后,北京地区的社会教育在政府和社会教育界的努力下,迅速地进行恢复与整顿,继续对北京市民实施各种形式的社会教育。在此阶段,北京社会教育事业的亮点是作为表证区对失学民众注音识字教育以及电化教育的普及。虽受内战影响,但它的发展为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地区迅速完成扫盲运动提供经验,奠定了基础。　　 近代北京社会教育在不同时期开展的各项社会教育活动,取得很大成效:一是开化了北京市民的思想,改良了北京的社会风气,有移风易俗的作用；二是改善了北京市民的生活,促进城市文化的建设；三是激发了近代北京民众的爱国热情,推动北京现代化的进程。　　 近代中国长期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这个特殊的年代中,近代北京社会教育发展也有许多制约因素。政治上,帝国主义国家对北京地区的占领与掠夺,对北京社会教育设施造成直接破坏。政府的更迭,施政方针的变化也直接影响近代北京社会教育的发展；经济上,社会教育经费的不足使得各种社会教育活动无法正常开展。另外,经费少也导致工作人员待遇不好,不能激励他们努力工作,许多工作只有停滞；从人才方面看,专业的社会教育工作者数量少,部分社会教育工作人员,又缺乏吃苦耐劳和认真负责的精神,也是北京社会教育发展的制约因素；从民众的态度上看,民众认为教育不能解决他们的生活,即便不受教育也不影响他们的生活,所以对教育不感兴趣。此外,近代北京社会教育活动有的脱离实际,没能根据民众的需求去实施教育,也会影响社会教育的效果。　　 近代北京社会教育发生、发展的整个进程,凸显出以下几个鲜明的特征:一是近代北京社会教育教育对象的广泛性；二是近代北京社会教育教育内容的丰富性；三是近代北京社会教育教育方式的灵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