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通过地方官员问责创造良好的治理绩效？这是一个古老的话题，也是当前中国所面临的一个现实难题。虽然依靠历史悠久的严刑峻法、物质激励、政治晋升等传统问责机制，中国的地方官员治理在历史上也曾经出现过多次短暂的辉煌，但却始终没有收获长期的太平。近代以来，后来居上的西方国家地方官员问责机制引起国人的重视，选举、预算等舶来的问责机制都先后被借鉴到中国，似乎每次都被寄予厚望，但进展却也是经常令人失望。因此，寻找一个新的视角去深入探究地方官员问责的内在逻辑，进而找到官员问责的内在逻辑与中国制度环境最佳的结合点，这就显得尤为重要。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奇迹”与2003年开始兴起的“问责浪潮”为开展此项研究提供了难得的机会与素材。　　在“问责制度——官员行为——治理绩效”这一逻辑链条中，政治学视角的研究一般强调惩戒机制的意义，而经济学视角的研究则注重激励机制的价值。这些研究重点关注的都是“问责制度”这个“输入”和“治理绩效”这个“输出”，而针对官员行为及其内在动机这个中间环节的研究依然比较薄弱。这正是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本文认为，在地方政务官员的诸多行为中，政策承诺行为是最为关键的，实现地方官员政策承诺遵从民意和可置信是官员问责的内在逻辑，这对于经济繁荣和政治民主均具有重要意义。不过，在中国特色的制度背景下，如何让地方官员做出可信的政策承诺？地方官员为什么会做出可信的政策承诺？地方官员政策承诺的特征与内在驱动因素是什么？地方官员政策承诺的提出、获得授权以及事后汇报的主要途径是什么？这些问题都还未得到足够的重视，也缺乏深入的研究。为此，本文将研究焦点集中于地方官员的可信承诺及其前因后果，并以此视角重新审视中国地方官员问责机制建设。而作为集中披露政策承诺及其完成情况的政府年度工作报告(Government Annual Reports，简称GAR)则是展开这项研究的合适对象，本文的主要内容也就主要围绕这一点而展开。　　全文共分为六章，各章的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章为导论，具体包括: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研究思路;研究特色与创新等。　　第二章是文献评述与研究设计，主要包括:政策承诺与治理绩效;可信承诺及其实现机制;问责机制的发展与GAR;研究设计等。　　第三章是中国地方官员政策承诺实现机制的制度背景分析，具体包括地方官员政策承诺的自主性空间分析;中国特色地方官员可信承诺的实现机制分析;GAR及其运行机制分析等。　　第四章主要是GAR政策承诺可信度的测量。GAR政策承诺的指标维度，GAR政策承诺行为的分类与可信度赋值，GA政策承诺可信度的时空差异分析。　　第五章是官员政策承诺可信度的影响因素和治理绩效研究，该章运用描述统计分析了“好消息及时报”、“报喜不报忧”、“新官上任三把火”以及“夕阳红现象”，运用回归分析模型讨论了晋升预期、个人特征、城市特征、相对经济业绩等因素与政策承诺可信度的关系。该章运用相关分析讨论了政策承诺可信度与地方治理绩效的关系;运用回归分析模型讨论了可信承诺与地区经济增长的密切关联。　　第六章是结论和讨论，主要介绍了本文的研究结论、政策建议、研究局限与未来研究展望。并围绕“经济人”假设与官员可信承诺的驱动机制等问题展开了进一步讨论。　　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1.GAR作为一种相对权威、综合和大众化的信息披露机制、激励约束机制与多方互动机制，是中国特色的可信承诺实现机制，也是中国政治体制所蕴含的潜在优势。以此作为中国地方官员问责机制建设的突破口，可以实现官员问责的内在逻辑与中国独特政治体制的有效结合，从而走出建设官员问责体系的中国道路。　　2.影响副省级城市GAR可信承诺实现的因素构成复杂，晋升预期、城市特征、官员个人特质等多重因素均与政策承诺可信度存在密切关联。其中，晋升预期是影响官员政策承诺可信度的重要因素，但官员高质量的政策承诺并不仅仅来自于晋升激励，也显著地受到成就感、责任感等内在因素的驱动，因此，在改进官员晋升机制的同时，唤起和维持这种责任感、成就感对于地方官员问责应该更有意义。　　3.副省级城市GAR政策承诺的可信度总体上逐年上升，但平均水平仍然显著偏低，而且不同城市的政策承诺可信度之间存在显著差异。从政策领域来看，不同领域的政策承诺可信度之间差异也是显著的，与经济领域相比，社会领域和有关政府本身改革方面的政策承诺可信度明显偏低，而且增长缓慢。因此，副省级城市政策承诺的可信度还存在较大的改进空间。　　4.副省级城市GAR政策承诺的可信度与增进地方治理绩效存在密切关联。政策承诺可信度与地区经济增长率、地区固定资产增长率、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均有稳定而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回归分析发现，政策承诺可信度与地区经济增长存在密切关联。　　本文的研究特色与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本文建构了一套全新的政策承诺可信度客观评价指标体系，填补了国内相关研究的空白。　　第二，对我国地方官员可信承诺的影响因素和治理绩效进行了探索性地实证研究。本研究深入分析了问责制度、官员动机、政策承诺与治理绩效之间的内在联系，并进一步分析了核心（强制）政策承诺与非核心（自愿）政策承诺的影响因素和治理绩效的差异性，描绘了更为清晰的地方官员行动逻辑。　　第三，为研究我国独特的地方官员治理体系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和平台。无论从历史渊源、制度背景还是运行模式的角度看，中国的地方官员问责体系均具有诸多独特的因素。可信承诺理论为展开相关研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并有助于对相关理论进行审视、检验和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