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说来有这样一种习惯或传统,学者们对火器的研究,往往会把他当做一种“技术”或一种“军事装备”等单一的、独立存在的个体来论述,而忽略了其作为一种技术或装备与社会文化环境、政治制度、经济因素以及人事等千丝万缕的联系。虽然这是技术史研究中惯用的模式,但由此产生的弊端就是,作为社会统一体的“技术”被硬生生的剥离出来,这往往不利于学者真正把握一种技术的发展、鼎盛、消亡的脉络以及原因。但另一方面,传统研究中,前辈学者们以扎实的史料搜集、考古发现和研究论证的实证研究功底,让我们清晰地看到历史的真相,更具启发我的是要在这样一个线性发展的实证理论研究中写出新意,就必须突破那些格式化、规范化、模式化的叙述藩篱,在一个多维坐标叙述框架中找到适合自己并能有所发挥的切入点和角度。本文将“技术体系的社会构筑”理论,引入到清代“火器兴衰”的相关讨论之中,通过反思传统的技术史研究范式和“新清史”派有关清代“骑射”政策研究的不足,来着手此篇拙作。笔者试图把焦点放在火器与以“满语骑射”为标志的满洲族群身份认同的关系方面来论述。特别是在两者交替出现、受重视程度不断变化过程中,所反映出来的一系列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等方面的深层次因素。清太祖努尔哈赤时期,军事方面主要强调“骑射”立国,重视弓箭的作用,至清太宗皇太极时期,逐渐意识到火器的重要性,并通过大力发展火炮部队,使之在定鼎中原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从圣祖福临末期开始,火器的发展变得极其缓慢,甚至趋于停滞。更值得注意的是,康雍乾三朝火器逐渐由先进到衰落的过程,正好是以弓矢为主的“骑射”不断被统治者重视和加强的过程。火器的发展以及弓矢的选择受统治者的兴趣爱好、传教士、军事战争、民间社会、人事、组织以及经济成本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而这些因素正好反映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方面面。这一系列因素之间又密切交织、环环相扣,相互影响。因此本文通过讨论18世纪康熙朝及其以前火器变革兴盛的原因和康熙后期至乾隆末期火器发展停滞及“骑射”思想重新确立的原因。并结合与当时国际形势的对比,来揭示在复杂的域内域外环境下,18世纪清朝火器由盛而衰的深层次的因素,以及清政府所感到的危机并为加强自身族群认同所采取的措施,进而论述这些措施的背后,所产生的一系列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