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土保持措施具有防止土壤侵蚀、提高土地生产率、减少贫困和实现农业转型的功能。在黄土高原区推广水土保持措施,对保障该区域饮水安全、防洪安全和土地质量安全,实现我国生态安全和粮食安全,推动现代农业和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从行为结果看,水土保持措施采用活动所实现的产出不仅包含农产品,也包含生态产品,农产品是可以在市场上出售的有价商品,而生态产品却是不能自动实现市场价值的公共产品。因此,水土保持措施的采用常以集体行动的方式实现。集体行动具有资源动员、成本分担、组织监督和规模经济实现等功能,对农户技术或措施采用行为产生影响。现有研究偏重于从补偿激励方面解释采用率低下的问题,但水土保持措施的公共产品属性往往被忽略,以集体行动作为考察视角的研究尚不多见。因此,难以对“农户具有参与流域生态治理的热情,而经济生态双赢的水土保持措施采用率低”的现象做出合理解释。破解农户水土保持措施采用率低下难题,需要解决水土保持措施采用过程中的集体行动困境。那么,在我国现行制度下,集体行动对农户水土保持措施采用具有怎样的影响?这种影响又是透过什么样的机制在发挥作用?以上问题的回答是理解农户水土保持措施采用机制的关键。本文基于集体行动视角,在系统地综述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依据公共产品理论、集体行动理论、农户行为理论和农业技术扩散理论等多维理论体系的指导,利用陕西、甘肃、宁夏三省区849户农户调查数据资料,对样本区域农户采用水土保持措施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进行归纳与总结,选择合适代理变量,构建农户集体行动参与程度测度指标体系,进而运用多种数理模型及实证分析方法,考察了集体行动对农户水土保持措施采用意愿、采用等待时间、采用行为和采用效果的内在作用机制和影响效应,并提出了促进农户采用水土保持措施的对策建议,以期为中国水土流失治理的制度创新和政策优化提供理论与实证支持。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在本次调研获得的849份有效样本当中,44.52%的农户愿意对水土保持措施进行投资,45.82%的农户愿意对水土保持措施进行投劳,农户对水土保持措施的意愿投资金额与意愿投劳工日数也普遍较低,意愿投资金额的均值为134元/亩,意愿投劳工日数的均值为20工日/亩。农户对不同水土保持措施的等待时间呈现出较大差异,修筑梯田农户的平均等待时间约为16.5年;采用节水灌溉技术农户的平均等待时间为8年;使用地膜和造林农户的平均等待时间约为2年;实施沟垄耕作农户的平均等待时间短于半年。从农户采用决策来看,实施沟垄耕作和使用地膜的农户最多,分别占样本总数的61.01%和60.9%;修筑梯田和参与造林的农户次之,分别占样本总数的50.41%和36.51%;采用节水灌溉技术的农户相对较少,仅占样本总数的26.86%。从农户采用种类来看,5种措施都采用的农户仅占样本总数的7.89%;采用4种措施的农户占样本总数的13.55%;采用3种措施的农户占样本总数的33.33%;采用2种措施的农户占样本总数的14.84%;只采用1种措施和没有采用的农户分别占样本总数的12.37%和18.02%。农户对水土保持措施提高生产效率效果的评价中,对节水灌溉的评价较高,对梯田、沟垄耕作和地膜的评价次之,对造林的评价相对较低。农户对水土保持措施改善生态环境效果的评价中,对造林和节水灌溉改善生态环境效果的评价最高,对梯田和沟垄耕作的评价次之,对地膜改善生态环境效果的评价较低。(2)本文从行动信息、行动参与、行动组织和行动效果4个维度,选取了包括农户对村庄集体行动内容、意义、规则、经费使用情况的了解程度在内的14个代理变量,较为系统与全面地反映了农户对村庄集体行动的参与情况。从对集体行动原始变量的统计结果来看,调查区域大多数农户对集体行动的内容、开展集体行动的意义和集体行动的规则有一定的了解,但对集体行动的奖惩制度以及集体经费使用情况的了解相对不足;受访农户对集体培训的参与率和对集体活动的出资出劳比例相对较高;多数农户对集体行动采取被动参与的态度,管理、组织和发起村庄公共物品供给和公共资源与环境管理活动的热情普遍较低;调查区域农户对集体行动作用的整体评价不高,村庄集体行动的功能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从集体行动各维度得分的区域差异来看,样本农户集体行动参与程度指数的区域排序为,宁夏固原>甘肃庆阳>陕西榆林;行动信息得分均值区域排序为,甘肃庆阳>宁夏固原>陕西榆林;行动参与得分均值区域排序为,甘肃庆阳>陕西榆林>宁夏固原;行动组织得分均值区域排序为,宁夏固原>陕西榆林>甘肃庆阳;行动效果得分均值区域排序为,宁夏固原>陕西榆林>甘肃庆阳。(3)通过对集体行动影响水土保持措施采用意愿的实证检验发现,集体行动正向作用于农户对水土保持措施的投资意愿和意愿投资金额,即农户集体行动参与程度越高,投资水土保持措施的意愿越强,愿意投资的金额越多。集体行动正向作用于农户对水土保持措施的投劳意愿和意愿投劳工日数,即农户集体行动参与程度越高,花费人力参与水土流失治理的意愿越强烈,愿意投劳的工日数越多。(4)通过对集体行动影响水土保持措施采用等待时间的实证研究发现,集体行动与修筑梯田、采用节水灌溉技术、使用地膜、植树造林和实施沟垄耕作措施的等待时间之间存在显著的负向关联关系,即集体行动可有效缩短农户采用以上水土保持措施的等待时间。通过对不同水土保持措施等待时间回归模型和“剂量反应”函数估计系数的横向比较可知,集体行动对不同水土保持措施等待时间的消减作用呈现出较大的异质性。其中,集体行动对农户修筑梯田等待时间的消减作用最大,对采用节水灌溉技术等待时间的消减作用次之,对使用地膜、植树造林和实施沟垄耕作措施等待时间的消减作用相对较弱。(5)通过对集体行动影响水土保持措施采用行为的实证研究发现,集体行动对农户梯田、节水灌溉和造林措施的采用决策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对地膜和沟垄耕作措施的采用决策则没有显著影响。通过对不同水土保持措施采用决策模型回归系数的比较可知,集体行动对节水灌溉技术采用决策的促进作用最大,对造林决策的促进作用次之,对修筑梯田决策的促进作用相对较小。集体行动对农户采用水土保持措施的种类也有显著正向影响,农户参与集体行动的程度越高,参加水土流失综合治理的热情越高,采用水土保持措施的种类越多。(6)通过对集体行动影响水土保持措施采用效果的实证研究发现,集体行动在直接对农户生产效率产生影响的同时,还可通过增加农户水土保持措施采用种类,提高农户生产效率。因此,集体行动对水土保持措施提高生产效率作用的发挥有显著促进作用。集体行动对不同水土保持措施生态效果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集体行动对梯田、节水灌溉和造林措施的生态环境改善效果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对地膜与沟垄耕作生态环境改善效果的作用并不明显。此外,通过对梯田、节水灌溉和造林措施生态效果模型回归系数的比较可知,集体行动对造林措施生态效果的改善作用最大,对梯田生态效果的作用次之,对节水灌溉生态效果的影响相对较小。(7)应通过普及水土保持科学知识,增强农户水土保持意识;培育“精英”农户,完善集体行动动员机制;制定集体行动参与规则,构建公共产品成本分担机制;优化政策环境,鼓励农户通过互助合作的形式开展水土流失治理工作;完善水土保持生态补偿制度,促进农户水土保持措施采用行为;加强技术推广服务,改善水土保持措施采用效果等途径,缓解黄土高原区水土流失治理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