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处于新经济时代向创新型国家转型的重要时期,实施创新发展战略,培育高新科技企业,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势不可挡,但是我国企业的创新水平与欧美发达国家仍有较大差距。同时,创新活动本身就具有风险大、回收期长、短期成本高且成功率较低的特点,因此,企业在投资决策中的风险承担行为对企业创新具有重要的影响。现代公司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导致了委托代理问题频发,委托代理理论认为企业管理者与所有者在创新投资的选择上存在利益冲突。公司治理机制是解决上述代理问题的重要一环,而高管激励契约则是最为重要的公司治理机制之一。在公司治理研究领域中,关于薪酬、股权等显性激励契约的学术成果不论是在理论成果方面还是实证研究方面都非常丰富,但是这些实证研究的结论并不一致甚至相反,同时显性激励在社会实践方面的应用效果也不尽人意。因此,声誉契约这种隐性激励机制的提出,在社会实践领域引起了巨大反响,理论是实践的基础,声誉激励的应用迫切需要学术领域的理论支撑。基于以上背景,文章以高管激励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为切入点,首先梳理了国内外文献的现有成果。其次,梳理了委托代理理论、激励理论和声誉理论,通过理论分析提出相关假设。然后,以2010-2016年A股非金融、保险类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对象,构建回归模型检验高管激励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风险承担的调节作用,并深入分析不同产权性质下高管激励对企业技术创新的不同影响。最后从原有样本中将高新技术企业筛选出来,进一步分析高管激励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以及风险承担的调节作用。实证结果表明:高管薪酬激励、股权激励和声誉激励均对企业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研究激励整合对企业技术创新影响的过程中发现,薪酬与股权激励之间具有互补关系,股权激励与声誉激励之间具有互替关系;在风险承担视角下研究三种激励方式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时,发现风险承担对高管薪酬激励、股权激励和声誉激励均具有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在不同产权性质下,不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高管薪酬激励、股权激励和声誉激励均对企业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国有企业的技术创新对这三种激励的敏感性都比民营企业要强。高新技术企业中,与A股全样本相同的结论为:三大激励均对企业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高新技术企业中声誉激励与股权激励之间存在互替关系;风险承担对三大激励也都具有显著的负向调节。高新技术企业中也有新的发现:与A股全部上市企业相比,薪酬激励和股权激励在高新技术企业中对企业创新的激励作用更强;声誉激励对薪酬激励也有一定的替代作用;在高新技术企业中声誉激励对股权激励的替代作用比A股全样本更强。本文从风险承担视角深入分析了高管激励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拓展了研究视角。另外,将声誉激励纳入高管激励机制,不仅完善了高管激励体系,而且还丰富了企业创新理论的影响因素,在我国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历史背景下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