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汪曾祺的《复仇》和日本作家菊池宽的《超越恩仇》是典型的以“复仇和解”为主题的文学作品。中日两国的研究者对这两部作品都给予过关注。但是，以《复仇》和《超越恩仇》为对比研究对象的论述却极为罕见。本论文将采用文本解读法和心理分析法对《复仇》中旅行者和《超越恩仇》中中川的复仇心理进行对比研究。不仅揭示出这两篇文学作品共同的主题，还对两篇作品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进行了大胆推测。第一章主要是先行研究。第二章主要从旅行者和中川的复仇动机入手进行分析。旅行者和中川都是通过第三者知道父亲的死因，并且也都是为了“尽孝”和“雪耻”而复仇的。但是，详细分析就会发现，旅行者更重视为“尽孝”复仇，而中川则更侧重于为“雪耻”复仇。在这里，中川的“耻”和武士的名誉相关，对武士来讲，洗刷耻辱比生命更重要。笔者在第三章中主要分析了旅行者和中川的复仇心理变化。首先，《复仇》中的旅行者在复仇途中所见到的事物可以分成两类。富有生命活力的自然描写不只衬托了旅行者的复仇之心，还唤醒了他的生命意识和自我意识。而消极的，和复仇相关的自然描写则时刻激发着旅行者非报仇不可的欲望。但是，整体比较来看，文本中出现的充满生命活力的事物的数量很明显要远远多于消极的，与复仇有关联的事物的数量。以此看来，旅行者的生命意识，自我意识以及追求平淡生活的意识要比复仇意识更加强烈。之后会越来越强烈，最终压倒了复仇意识，指引着旅行者放弃复仇走向和解。其次，在复仇途中，中川的复仇意志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但总体来看，他的复仇意志仍旧十分强烈。即，旅行者和中川经过多年的旅途艰辛，都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原本强烈的复仇意志，但也都没有放弃复仇。但是，旅行者主要是由于自身的生命意识，自我意识，回归平淡生活的回归意识被唤醒，从而产生了对生命意义的追问，最终削减了复仇意识。而中川只是由于旅途艰辛而在一定程度上削减了自身的复仇意志，削减后的复仇意志依然强烈。第四章主要考察了旅行者和中川的和解心理。旅行者在寻找到仇人之后，基于“仇人的孱弱，仇人的悔改，复仇的虚妄，相信母亲已经死了”等原因而放弃了复仇。在这些原因之中，“复仇的虚妄”“相信母亲已经死了”这两个原因更为重要。以此可以看出旅行者复仇和解的消极性。而中川在工程完成的夜里，感受到了工程的伟大，内心震撼，由此领悟到了复仇的虚妄，从而弃仇和解。中川通过内心的震撼和感动消除了原本的复仇动机，走向了和解。由此可以看出中川复仇和解的积极性。第五章主要基于第一，二，三，四章的内容，探讨了《复仇》和《超越恩仇》的共同主题，并且针对共同的主题提出了“偶然的一致”和“汪曾祺读过菊池宽的作品”两种推测。首先，从表面来看，旅行者和中川主要是由于意识到了复仇的虚妄而弃仇和解的。但是，从本质上来看，可以说两个主人公都是为了民众的利益而放弃复仇的。汪曾祺和菊池宽通过各自的作品表达了一个相同的主题，即民众利益是第一位的，在民众内部，无论有怎样的矛盾都应该放弃。其次，旅行者和中川的复仇都是以佛教为背景实现的。在两部作品中，佛教发挥着将仇恨引向宽容的作用。这同样是两部作品所深藏的一个重要主题。最后，针对如上所述《复仇》和《超越恩仇》的两个及其相似的主题，笔者进行了如下推测。（1）日本的菊池宽和中国的汪曾祺虽然身处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但他们都意图在作品中表达“为民众利益而放弃仇恨”“佛教将仇恨引向宽容”的主题。两部作品主题类似完全是偶然。但是，偶然之中包含着必然。民众之间的矛盾不利于国家和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所以无论哪个国家都提倡化解民族内部矛盾。并且，中日两国都提倡在民众的共同利益面前，个人的荣辱得失轻若鸿毛，为了民众的共同利益，应该放弃个人恩怨。（2）汪曾祺生于1920年，他有生之年一直生活在中国，没有赴日留学的经历，并且也不懂日语。所以，汪曾祺不可能直接读过《超越恩仇》的原版日文。但是，在汪曾祺创作《复仇》前后（1944年左右），菊池宽的《超越恩仇》已经在中国传播。汪曾祺接受访问时说过，《复仇》的创作与菊池宽无关。但是，他并没有说自己没读过菊池宽的作品。所以有可能汪曾祺读过菊池宽的《超越恩仇》，在不知不觉中受到了启发，创作出了《复仇》。1994年，汪曾祺永远的离开了这个世界。他究竟有没有读过菊池宽的《超越恩仇》（或者说相似的故事），这将成为一个永远的谜。但是笔者认为，汪曾祺很有可能读过菊池宽的《超越恩仇》。第六章主要对论文进行了总结并且提出了自身研究的不足之处和未来的研究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