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意归因误差是发展心理学的一个重要课题，但是以前的研究局限于儿童和个体差异的比较，没有在跨文化的条件下进行。本文试图填补这一研究空白，探究在跨文化背景下个人和团体主体性的判断对敌意归因的影响。建立在文化与归因研究范式上的理论推测，由于亚洲被试强调情境的影响，应该表现出较低的敌意归因倾向性。但是建立在团体实在性的跨文化研究，则推测在团体行为上亚洲被试反而有可能表现出较高的敌意归因倾向。本研究的另一个目的，就是为这一悬而未决的问题提供最终的答案。　　 研究一根据以往成人敌意归因偏见研究的标准刺激条件，自编二十个情境测量的问卷，所有的问题都是对两种主体(个人和团体)在三种条件下(善意、敌意和意图不明)的行为反应，被试要求对这些行为进行一系列的归因。研究二侧重考察了被试在意图不明条件下分别以个体和团体为主的四种情境的七个问题的行为反应。为了测量被试的整体反应，在两个研究中我们均计算出十四个指标，也就是说两个刺激对象(个人与团体)的七个问题。然后以这十四个指标为因变量，以文化作为组间变量，三种不同的意图作为组内变量，进行一系列的方差分析。　　 我们的研究发现，不同文化的被试在敌意归因上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判断差异。在研究一中，被试对具有三种不同意图(善意、敌意和意图不明)的两种主体(个人和团体)在总共二十个情境中的行为进行归因判断。结果显示，被试的判断均受到不同意图条件的影响。在善意和意图不明的条件下，中国和美国被试的敌意归因没有显著的差异。但是在敌意条件下，美国被试比中国被试对个人行为表现出更强烈的敌意归因。研究二使用了实际存在的个人和国家为主体刺激，结果显示中国被试比美国被试对实际团体的行为，判断出更多的敌意归因；而美国的被试比中国的被试对实际个体的行为，判断出更多的敌意归因。这些差异，对于我们了解跨文化背景下人们分析行为的因果关系和团体的本质及作用的过程都具有一定的启迪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