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观以往的研究，往往只针对新闻话语的其中一方面。比如以“新闻写作”、“写作风格”等为研究对象的文章和书籍，其实是关于新闻话语语言规则方面的研究。而对新闻话语的批判性研究又多侧重新闻话语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从文化的角度认识新闻话语在社会认知、社会交往及社会权力等方面的功能。作为“语言系统与社会环境的交汇点”，对其研究不应该只突出其中一方面，因为这两者并非独立存在，而是相互影响的。中国新闻奖和普利策新闻奖作品在新闻话语的风格上会呈现很多不同，例如侧重于运用某一种语言策略性原则，比如普利策新闻奖作品对“直接引语”的运用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而中国新闻奖作品在这方面才刚刚起步；或者倾向于某一类题材的报道，比如，中国新闻奖突出重大意义的政治性题材，而普利策新闻奖则是灾难、阴谋和腐败等。但不管两者表现出怎么样的差异，它们都共同负担着新闻话语所应该承担的认知、教化和交流等社会功能；并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推动社会的良性运行。就像本文中第三章中所阐释的“负面新闻报道通过鞭笞腐败、犯罪、不道德或非人道的行为等丑态恶行，让世人警醒；正面新闻报道则弘扬社会生活中正直、善良的行为，使世人从善。两者可谓殊途同归，都体现了新闻话语传播者的价值观，并且其目的都是为追求一个真善美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