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本文所讨论的“左翼文学”，乃是作为一个历史事件而非文学类型的“左翼文学运动”。　　在对左翼文学运动的研究中，存在两种相互联系的主要框架，一种是“革命史”的框架，另一种是“文学”的框架。前者特别强调共产党对左翼文学运动的全面领导，并总是在与国民党政权的对抗性关系（“革命”/“反革命”）中来确立左翼文学存在与发展的条件。后者基于一种“纯化”的文学想象，更多地在作家、作品、思潮这类“文学”话题下展开研究。本文则把左翼文学的存在首先看作是一个出版现象，尝试在上海新书业勃兴的背景下为左翼文学运动的兴起提供一种新解释。　　在基本的问题意识上，本文试图把对左翼文学之现代性的讨论带入叙述之中。这种讨论从两个角度展开，一是左翼文学与现代出版业的关系，一是左翼文学与上海都市文化的关系。本文试图证明，左翼文学运动二十年代后期在上海的兴起，乃是一个“现代”事件。　　第一章“魔都”上海的城市空间　　从1843年开埠以后，上海用了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就从一个小县城迅速发展成为现代中国毫无异议的头号大都市。就权力格局而言，上海的城市空间被分割为界限分明的两个部分:租界和华界。在由“居留地”到“租界”的转变中，外国列强逐渐攥取了对租界的立法权、行政权及部分司法审判权的控制，使租界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权力实体。两个权力实体之间的“界限”客观上为上海出版业在公共租界内的繁荣，以及后来左翼文学的“突然”兴起提供了政治上和制度上的可能。与此同时，上海作为中国的商业中心也勾勒出一个日益膨胀的都市消费空间。“文化街”四马路上文化消费与物质消费的混杂格局，具体而微显示着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在上海的普遍流行。都市化进程促生了一个所谓的“社会中间阶层”，并使其迅速壮大。这个主要由职员、专业人员、知识分子及自由职业者等构成的阶层构成了文化消费的主体，也使上海出版业拥有了一个比其他地区更加庞大的“读者大众”。　　第二章上海出版业的现代历程　　上海是现代中国毫无疑问的印刷中心和出版重镇。晚清以来，上海逐渐实现了由传统刻书业向现代出版业的转换。这一转换过程既得益于外国新式印刷技术和设备的输入，也仰赖于中国本土印刷资本和人才的转移。经过戊戌变法等一系列革新运动的鼓荡，商务印书馆等一批民营出版机构开始成为上海出版业的主导力量，并进而形成了几大书局对出版业的垄断格局。基于经济的考虑，大书局往往把经营重点集中于教科书，在文化姿态上也普遍比较保守。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展开，一批中小型的新书店（“新书业”）应运而生，并在二十年代中后期获得大发展。它们以出版新文艺和社会科学书籍为主，凭借激进的文化姿态和冒险的出版策略在大书局的垄断缝隙中迅速崛起。正是新书业在此时的勃兴才使左翼文学运动的兴起成为可能，而左翼文学运动的兴起又倒过来为新书业的异军突起提供了的机遇。　　第三章喧嚣的登场:“革命文学”论争与“报刊之战”　　“革命文学”论争首先是一场“报刊之战”，七十余种刊物的立场及其之间的关系勾勒出这场论争的基本轮廓。从1927年底到1928年初，创造社成员在复活《创造周报》还是新办《文化批判》的问题上出现分歧，在反复争论之后，以《文化批判》的创刊告终。这一“事件”的发生多少有些偶然，但透过它我们却可以在更广泛的意义上，看出报刊在“革命文学”论争乃至整个现代文学生产中所处的特殊地位。一方面，从《创造周报》到《文化批判》，刊物出版计划的变更直接瓦解了先前因《创造周报》而暂时凝聚起来的撰稿人团体，并把他们推向了《文化批判》所要挑战的对手的位置。因此，“革命文学”论战的发生，某种意义上就是《创造周报》同人自我分裂、自我批判的结果。一个刊物的流产和一个刊物的兴起，带来的是文学力量的分化重组和整个文坛格局的重构。另一方面，是复活一个“旧”杂志还是创办一个“新”杂志，取舍之间也反映出在潮流涌动时革命文学家对“新”与“旧”的普遍态度。在这个意义上，这场文学论战也未始不可以看作是报刊的“新旧之争”，它固然是不同文学理念和政治态度的反映，但同时也多少表现为报刊出版在新陈代谢时不可避免的争执与振荡。　　“革命文学”论争中杂志风起云涌的基础是新书业在1928年前后的“突然”勃兴。七十多种报刊卷入论争的背后，是数十家书店和出版机构的参与和支撑。新书业的勃兴，除了受时代背景和文化潮流变动所驱使之外，首先也在于“开书店”在此时的上海乃是一桩有利可图的“生意”。以创造社出版部为例，它开办的目的有两个:一是保障创造社作家通过写作获得“相当的报酬”，维持一个稳定的生活状态;二是让创造社作家可以自由地发出声音，创作出“有革新精神的佳作”。对前者的强调根源于创造社与泰东图书局的经济纠纷，而对这后者的强调则使在“革命文学”论争中，创造社等革命文学家往往可以占据上风，因为他们总是掌握着比对手更多的出版资源。在某种意义上，创造社出版部、太阳社的春野书店等一批革命文学家自办的出版机构，已然构成了“革命文学”论争的核心发动机。它们通过发行一系列姿态激进的刊物，最终制造出一股不同以往的文学新潮流，再加上一批商业出版社对“文坛热点”的跟进，一次原本平常的文学论争遂演化为一场声势浩大的“全文坛的论战”。　　第四章红色流行风:“革命小说”的畅销与盗版　　二十年代后期与“革命文学”论争展开的同时，一批旨在鼓吹阶级意识、宣扬革命主张的“革命小说”也大量问世了，尤为引人注意的现象是“革命十恋爱”小说的流行。从文本上看，这些小说通过对各种叙述策略的使用，把“革命”和“爱情”两个叙述要素措置为互为因果的关系，在袭用恋爱小说的大众化模式——比如多角恋爱、才子佳人、英雄美人等——的同时，又把革命斗争的崭新图景灌注其中，契合了青年读者当时对爱情和革命的双重的浪漫想象。这批作品在出现不久即受到革命文学阵营内部的批评，继而被当作政治上不正确的“革命的浪漫谛克”倾向遭到集中清算。但事实上，它们的意义不仅仅在于第一次成规模地实践了左翼文学的基本理念，更为重要的是，它们凭借出人意料的畅销所刮起的红色流行风，在短短几年时间内制造出一个庞大的左翼文学的“读者大众”，为左翼文学运动迅速赢得了叙事的合法性。　　在风起云涌的革命文学浪潮中，蒋光慈无疑是最引人注目的作家之一。虽然他在二十年代中期才踏进文坛，但他创作的一批革命小说却是当时最畅销的文学作品。作为一位多产的职业作家，蒋光慈作品的畅销既为他赢得了“新兴文学大师”的美誉，也让他可以享受比较丰富的物质生活。然而，当他与出版业的合作关系被迫中止时，他的革命文学写作便也难以为继，最终贫病而逝。随着新书业的“黄金时代”的到来，二十年代末在北平等地开始出现专门针对新书业的盗版风潮。从相关材料来看，蒋光慈因其作品的畅销而成为被盗版最多的作家之一。这些盗版书的泛滥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蒋光慈创作的革命文学作品在当时的流行程度，但更为重要的是，当蒋光慈的作品在三十年代初开始陆续被禁，各书局大都避而远之的时候，这些原本就在法律线外的翻版书却可以毫无顾忌地继续印刷和发卖。在这个意义上，这些翻版书的流布其实正出人意料地扮演着革命文学传播者的角色，反映出国民党文化统制政策下左翼文学特殊的生态环境和存在方式。　　余论:三十年代初的“左联”与新书业　　随着国民党当局“文化统制”政策的加强，新书业与左翼文学之间的合作关系面临危机:为避免经济损失和政治风险，不少新书店减少或者断绝了对左翼文学的支持;“左联”成立之后，一度计划自办出版事业，但成效甚微，最终仍不得不依赖公开的商业出版社。这些变化暴露了左翼文学运动在兴起时期被掩盖的与新书业之间互相利用的真实关系，而左翼文学在批判新书业的同时不得不依赖于它的尴尬，显示了卡林内斯库所谓“两种现代性”之间的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