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历来是经济学中争论的焦点。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环境的变化，在承认市场配置资源中起基础性作用的前提下，无论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国家还是奉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国家，都无法忽视政府在经济健康发展中的作用。众所周知，劳动力资源是实现现代经济增长的重要生产要素之一，对于这样一个人多地少的大国来说，如何充分利用我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是我国经济能否实现持续增长的关键。但与此同时，我国政府通过均分的土地制度和“二元”的户籍制度将“半工半农”的事实制度化，在这样的制度化环境下，要想实现农村地区农业生产的“反过密化”，存在两种观点:一种是由黄宗智先生提出的通过改变家庭农场的经营规模和作物类型来实现农村地区的充分就业;另一种方法就是通过城市化和工业化，实现劳动力自由迁移。笔者更认同“劳动力城乡之间流动”是实现“反过密化”的一项重要举措，实现这种迁移的方式便成了关键的问题，能供我们选择的方式主要是政府的作用和市场的作用。在我国市场经济迅速发展，市场体制日趋完善的大环境下，如何在劳动力的迁移中寻找政府和市场的最佳合作点是能否实现迁移的关键点。　　目前，对于劳动力流动的动因、影响因素等研究已形成一定的理论体系，惟独对劳动力流动过程的研究甚少，理论较为薄弱。尤其政府在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介入机制、发挥作用及退出机制更是缺乏理论深度的研究。本文的研究就设定在劳动力流动过程中的“政府参与下的组织化劳务输出方式对农民外出就业的影响”这一领域。　　基于2005年利用整个暑期时间到四个具有典型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输出地——黑龙江林口县、河北衡水市、山东聊城、山东宁阳县实地调研，借鉴Carrington，Detragiache& Vishwanath(1996)的“迁移成本内生”理论和托达罗的“预期收入”理论，进行案例研究。试图回答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在市场的作用显得尤为重要的大环境和趋势下，在某些地区（组织化程度低、自发外出人数少、信息闭塞、成功经验缺乏、社会网络关系不发达）的输出地政府为什么要介入农民外出就业的经济行为，即为什么在这样的地区存在劳动力转移的“低水平均衡”。第二，政府通过组织化劳务输出方式怎样影响农民外出就业的收益及各种成本，其突出作用主要是降低哪些成本，即政府如何通过组织化劳务输出打破劳动力转移中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第三，从现实调研发现，四个地区政府参与程度存在很大区别，从理论上分析政府参与程度不同的原因，即政府改制的原因，验证政府参与组织化劳务输出促进农民外出就业是长期行为还是“一定阶段”行为，是否劳动力转移进入“高水平均衡”状态，就由市场作用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本文借鉴Carrington等(1996)的“迁移成本内生”理论和托达罗的“预期收入”理论，试图构建一个新模型，分析政府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中组织化输出方式参与的经济合理性、发挥的作用及参与改制等问题。由于迁移成本内生化，导致了劳动力转移出现了“多重均衡”。当迁移者预期迁移成本上升而预期收入下降，外出动力不足，而滞留在农村时，此时达到的是劳动力转移的“低水平均衡”;当有力量作用于“低水平均衡”，进而迁移者迁移成本下降、社会网络关系发达、信息畅通，迁移者迁移形成一定规模和“品牌”，此时，“低水平均衡”被打破，进入劳动力转移的“高水平均衡”。在这个“多重均衡”过程中，迁移者做出迁移决策受到多个因素影响，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对迁移收益、成本与滞留在农村的收益两者之间的均衡，除此以外，还受到人力资本、政府介入等因素的影响。但当单个力量或市场力量没有能力打破“低水平均衡”，政府这个变量的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政府参与组织化输出方式提供的就业服务直接影响了迁移成本—收益以及人力资本这些变量，进而间接影响迁移决策，打破劳动力转移的“低水平均衡”。　　同时，将四个地区作为四个案例分成三个阶段（政府介入前、政府介入中、政府参与是否改制）的时间顺序进行分析，并以政府参与程度高低的顺序及市场作用“弱强”顺序，即以林口县、衡水市、聊城、宁阳的顺序，合理安排四个地区。根据理论框架，利用经济模型，对上述三个问题依次做了回答。首先，政府介入的经济原因是多方面的，而本文主要从农民角度考虑——先期外出人员（开拓者、先行一步者）预期成本上升，同时预期收益下降的情况下，只要城乡收入差距没有达到一定“拉力”水平，先行一步具有劣势，从而没有外出动力;当农民没有感受到“相对经济地位改变”的情况下，农民外出推力不强。其次，从调研的四个输出地政府提供的就业服务——劳动力市场信息管理服务、职业介绍服务、培训服务、维权服务和其他服务，分析政府提供的这些服务如何一一对应影响迁移成本——收益。再者，从政府、市场和迁移者三方博弈机制出发。经过政府参与与带动，市场认可了市场化运作的中介机构的信誉与担保，社会资本的塑造与成熟为迁移者多方式迁移打下基础，政府阶段性的“无效率或缺乏效率”导致市场地位的“强化”和“主导”。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得出如下结论:第一，必须在特定的制度环境和社会环境下，政府介入组织化劳务输出方式才有经济合理性。第二，在自发外出程度比较低、缺乏外出信息和成功经验、社会网络关系欠缺的特定区域内，政府参与下的组织化劳务输出方式对促进农民外出就业起着重要作用:它可提高农民外出的预期收益，降低流动成本，塑造更多的社会资本并转移给农民。通过这些作用，政府有能力打破城乡之间劳动力流动的“低水平均衡”状态，并在从“低水平均衡”向“高水平均衡”发展的过程中，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博弈机制可使得两者最大限度发挥各自的优势。第三，政府参与下的组织化劳务输出是一个“阶段”行为，并不是无期限得一直占据劳动力市场。政府发挥的是启动阶段的“助推器”作用，而不是长期的“稳压器”的作用，一旦进入“高水平均衡”状态，政府参与可进行改制，由市场和社会资本的作用维持迁移。并根据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建议:特定区域内政府要作为;加大外出就业农民的素质和技能培训;加强劳动力市场建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