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修订的食品安全法中提出社会共治原则,作为食品安全治理工作遵循的新原则,能够实现从传统的自上而下型监管管理,转向上下结合的多方参与型共同治理模式,调动不同社会主体的积极性,使各方有序参与形成合力,达到更好的食品安全治理效果。这一新原则对实现食品安全领域的善治具有重要意义,由此亟需在理论上给予充分的科学指导,在实践中进行有益探索。社会共治原则在西方的理论发展进程是从治理理论开始,经历了新公共管理,新公共服务,多中心理论以及公共治理,尝试打破政府和市场的界限,逐步进行思路的转变。我国的演进历程表现为法治建设和监管机制的变迁,最终在实践中逐步确立食品安全社会共治原则。根据食品行业协会建立健全行业规范和奖惩机制、消费者组织的社会监督、食品安全有奖举报、食品安全信息公开四项体现食品安全社会共治原则的制度分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是公权力主体、私权利主体、社会性主体共同参与的,在公权力主体的逐步引导下,最终达到社会性主体发挥核心作用的非均等性的治理。食品安全社会共治原则是指导各方参与主体,从两个极端治理模式逐步融合,趋向于中间地带发展而形成最终模式的一项基本原则。公共治理理论、社会失范理论以及软法理论对于食品安全管理具有重要价值。公共治理理论中有助于解决政府和市场的双重失灵,将公共治理理论范式引入食品安全治理能够为社会共治原则提供理论上的支撑。社会失范理论能够解释食品安全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因此从问题的产生源头上进行社会共治原则的探索也是必要的。软法理论和社会共治理论在功能定位和价值取向上具有共性,软法能够全面回应社会共治中体现的多元主体的参与性和行为模式的多样化,对于社会共治的推进以及实现食品安全领域的善治目标具有重要意义。明确食品安全社会共治原则的学理基础,有助于实现政府公共监管模式的转变,推动行政放权和软法机制的应用,确保企业主体责任与社会责任的两元统合,保障社会组织和公民等社会力量的参与式民主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