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作为一个生物性的存在，人们早已习以为常。然而，在福柯看来，身体其实是历史与权力的缩影。透过身体，能够窥测和再现历史和权力如何在我们的身体上留下印迹。长期以来，人们对中国身体的认知，要么将其放在传统的儒家父权文化视角下，要么将其放在国家权力的宏大叙事结构下，很少有从权力与文化互动的视角来审视身体。　　1980年以来，国家推行了世界历史上最为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计划生育的根本动机是重建国民经济和社会规范。这一政策的影响无疑是全方面的，也是极其深远的。相对而言，家庭结构变小、人口结构老化、人口红利消退等政策后果很容易被学界所关注，而在计划生育政策实施过程中，“国家如何建构和塑造个体的身体，而身体又是如何回应国家”这个议题仍未受到足够重视。这一议题可分解成如下小问题:(1)国家试图建构什么样的身体，以及采取了哪些权力技术和策略来实现这一意图？(2)在权力的注视和干预下，身体借助何种力量来应对这一意图，国家与身体进行了怎样的互动，身体又是如何呈现自己的？(3)国家所建构的身体秩序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了实现，以及国家权力能否征服地方传统文化？这些是本文将要重点探讨的主要问题。　　本文以江西达村为研究个案，以身体社会学理论为研究视角，并采取以定性分析为主，文献分析为辅的研究方法。在对达村1983-2015年计划生育实践考察的基础上，本文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国家通过话语策略建构了一个“以国家利益优先”为根本诉求的现代新型生育文化，并在此基础上借助制度及法律等手段来改造身体。作为传统生育文化的载体，村民们虽无法阻止国家改造身体的意图，但却可以借助家庭、宗族及市场的力量来消解或延缓国家改造身体的努力。在此情形下，身体出现了两个显著的分化，即身体的国家化和家庭化。同时，在国家话语的诱导和市场经济的推动下，个体对身体的感知和评价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如一些村民开始觉得生育成本太高，过多生育并不可取;但研究结果也显示，尽管“多子多福”的观念已被大多数村民所抛弃，但传宗接代的底线则必须要确保，即使超生被罚也在所不惜;两个孩子成为绝大多数村民最理想的生育规模，一男一女是最理想的性别结构。　　由上可见，作为国家权力的实施对象，村民并未完全屈服于国家，反而通过欺骗、规避等“弱者的武器”来反抗国家。从表面上看，村民们的行为显得非常不理性，毕竟在权力和资源上他们无疑处于绝对劣势。但从更深层次的意义上看，村民们的反抗恰恰是一种文化反抗。这是因为文化最重要的载体是人，因此，国家对个体的征服本质上就是一种文化征服。然而，达村的经验显示，地方传统文化难以被权力彻底征服，但可以被有限度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