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分四个部分，拟从两汉士人身份地位由游士到宫廷文士、宫廷文士到儒士、儒士到士大夫，及由此产生的价值观念的变化，分析这种变化对汉赋创作产生的影响。 第一部分，士人阶层概述。主要对士人阶层的发展状况作一个简略的阐述。 第二部分，西汉前期至中期士人阶层身份地位及价值观念的变化对辞赋创作的影响。汉初，由于面临着秦未动乱所造成的经济的严重创伤，统治阶层实行无为而治的政策，再加上统治阶层本身的质木少文，在中央朝廷，士人是不受欢迎的。甚至一些有才能的士人还受到公卿大臣的排挤而遭到贬斥，如贾谊。于是产生了借悼屈原以自悼的骚体赋。与此同时，汉初的藩国诸侯王却大力招揽士人以为己用。于是便产生了大量的游士赋。时至西汉中期，西汉王朝经过了汉初六十余年的休养生息，国力已经十分强盛。中央朝廷迫切需要政治上的大一统，统治阶层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来削弱诸侯王国的力量，同时也限制游士与诸侯王的交通。随着诸侯王国的灭亡，游士们也完成了向宫廷文士的转变。生逢大一统的盛世，士人们产生了强烈的颂汉意识，于是便产生了歌颂大一统的赋作。然而，当一些士人为生逢盛世而庆幸时，另一些士人却由于不能逢迎统治者的需求而产生了不遇之感，并因此而创作了抒发这种情感的“士不遇赋”。 第三部分，西汉后期士人阶层身份地位及价值观念的变化对辞赋创作的影响。西汉后期，“君权旁落，政局多变”。为与外戚、宦官相抗衡，儒士们在朝廷互相举荐、互相扶持，形成了儒士阶层。面对西汉王朝的重重危机，儒士们掀起了针对外戚、宦官专权的政治批判热潮。然而，士人们得到的回应却是或遭贬、或入狱、甚至丢掉了性命。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作为社会中坚力量的士人阶层也感到前途的渺茫和无奈。许多士人由扶汉无望转向了依附王莽，另一些则选择了自觉疏离与退隐。于是，兴起了表现疏离意识的抒情小赋。 第四部分，东汉士人阶层身份地位及价值观念的变化对辞赋创作的影响。东汉前期，为吸取西汉后期“和平演变”的教训，统治阶级着手对儒士阶层进行“吏化”改造，促使儒士阶层向士大夫阶层的转变。在统治阶级大力倡导儒学，大兴礼乐的背景下，社会上弥漫着颂德之风。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出现了颂德赋。在士人普遍为中兴感到振奋不已的同时，少数士人，由于个体的特殊经历，表现出幽怨不平的心态，也创作了一些抒情赋作。和帝以后，东汉帝国开始走下坡路。外戚专政，统治阶级腐朽，国力衰微，政治黑暗。此时，帝王已无德可颂；士人们失意的现象普遍存在，他们也无心去粉饰这行将倾覆的帝国大厦，于是大赋渐趋式微。相反，士人们开始关注自身的不幸，并将器物作为自己情感的寄托，抒情小赋占据了主导地位。东汉桓、灵时，社会更加黑暗，宦官专权，发动了针对士大夫阶层的长达二十年之久的党锢之禁。这加深了士人们对东汉王朝的疏离意识。儒学日益衰微，道家思想抬头，出现了越出儒家礼教限制的抒情小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