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我国20世纪图书阅读取舍的变化，可以清楚地看到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环境深刻地影响着作品在读者心目中的地位。21世纪的中国社会商业高速发展，多元文化在分解着不同文化消费趋向的读者，与之相应的，是“快餐文化”的甚嚣尘上以及经典文学作品的再次遇冷（文革时期大多数文学作品曾被“打入冷宫”）。现在，不少有识之士认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开始呼吁重视经典、重读经典，以免造成优秀文化的更多缺失，这是具有极大积极意义的。　　经典无国界。外国经典文学的译作对于提高读者的审美能力及思考能力、尤其对于促进国际间的文化交流意义重大。优秀的译作能够与原作一样成为影响力巨大的经典作品。译作的经典建构除了受到社会、意识形态、时代环境等因素的影响，更与翻译的质量密切相关，这便是一大批经典译作在一度被列为禁书后仍然能够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中百花齐放的主要原因。可以说，在译作经典建构的过程中，高质量的翻译的作用首屈一指，它是把外国经典文学作品成功引介给我国广大读者、并在不同时期通过不断复译使经典作品延续其生命力的最重要媒介。本文所论及的“翻译”包括译者、译作、译评等与翻译有关的各方面因素。　　那么如何把外国经典文学作品译成同样优秀的译作，使其在我国读者的心目中也成为永恒的经典？答案显而易见:这需要翻译家们坚持不懈的努力、评论家及读者的批评与监督。在有史以来的翻译实践过程中，种种翻译标准应运而生，针对这些标准的争论也随之而来。严复的“信”、“达”、“雅”的标准影响深远，但对于“雅”的诠释见仁见智，莫衷一是，甚至难免有人牵强附会，因为正所谓“雅俗共赏”，要用“雅”这样一个含义较为片面的字眼去涵盖“雅”或“不雅”、“有文采”或“没文采”等正反两方面的特点是较为勉强的。此外，傅雷推崇的“神似”论过于抽象，钱锺书的“化境”论过于理想化，“忠实”、“通顺”则只是翻译的初步要求，没有涉及风格、文采等方面的要求……“标准”无所谓对错，适用是“硬道理”。从对翻译理论的分析及翻译实践中应当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翻译，尤其是文学作品的翻译，一则要达意，二则要传情。“达意”能够传达“信”、“达”两方面的要求，并且很好地包括了诸如节译、林纾的“听译”等看似不“信”而实则“达”、或意识流小说翻译等看似不“达”而实则“信”的情况。“传情”则可以说明译作应当传达出原作的风格、情感等等。译者在具体处理时，首先要了解作者的创作背景，在充分阅读、理解原著精神的基础上，为译作定好同样的基调;其次，要把握好总体结构，使译作的遣词造句符合原著的文体及语体。原著倘有言外之意、或文化特点突出、用典明确之处，则不可疏忽大意，要多方求证，勉力译出;译作语言要尽可能与源语风格一致、并且符合译入语的语言习惯。直译与意译不是对立的两种翻译策略，只有根据语境灵活恰当地结合使用才能最好地传情达意。　　一部好的作品，一定具有值得复译（或重译）的价值，因为它不可能一次就被全面认识。好的作品会吸引很多人复译，复译的量是说明作品的经典地位、也是经典作品稳固其经典地位的要素。但部分复译固然能够让人在比较分析中提高认识，然翻译市场良莠并存实令不少读者无所适从。正因为经典作品的广受欢迎，滥译也才会充斥市场，干扰了读者正确地阅读取舍。因此，在精品及粗制滥造者之间进行区分是十分有必要的，这尤其需要评论家的导读。至于如何少出劣译，则需要译者及出版社的良知。　　翻译界一直以来就非常重视翻译质量问题，中国翻译家协会为提高翻译质量做了大量的工作。但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提升全民族的文学素养，让劣译逐渐成为废纸、并最终彻底消失，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涉及很多方面的问题，而中国译协在其中还可以做更多、更具体的工作。根据本人拙见，译者的基本功问题可以通过翻译资格考试来解决。中国翻译家协会可以定期举办笔译资格考试，把取得资格的人员情况通过各种媒体告知出版社及读者，并要求出版社在每一本译作中说明译者的笔译资格情况，如此，读者便可在阅读作品前进行初步的判断和取舍。取得笔译资格的译者的良心道德问题固然是个棘手的问题，但其译作的优劣可以由中国译协组织评论家进行评判，则译者是兢兢业业还是草率了事便见分晓。这样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杜绝某些译者一旦获得笔译资格便以为从此高枕无忧、翻译工作因而敷衍、随性的情况。因此可以说，译协在监督译者工作、提高翻译质量、净化翻译市场等方面能够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商业化的社会里，人们尤其需要经典作品来抚平浮躁、涤荡心灵，提高审美能力，培养勤于思考的习惯。外国文学经典作品则需要高质量的翻译来帮助实现它在译入语国家中的经典建构。因此，译者、评论家、广大读者都应为之不懈努力，才能共享经典盛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