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机关经侦部门侦查办案中大量涉及行政机关移送的行政犯罪案件,在“违法一犯罪”二元追责体系下,因该类案件犯罪专业性、精细化程度较高,违法与犯罪的界限模糊,一般由具有行政事项管辖权的行政机关对专业化的案件预先进行处理后再按照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机制将案件及证据移送侦查机关公安经侦部门进行后续刑事处理。《刑事诉讼法》第52条第2款及相关司法解释规范性文件突破了传统证据法学对证据合法性认定必须有适格取证主体,提出全新的证据规定,在刑事诉讼中允许行政机关对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案件(以下简称:“行、刑衔接案件”)进行证据收集,并认可其法律的有效性,改变了长期以来公安经侦部门等刑事司法机关对行政执法证据“转化”(重新收集)使用的状况,提高了司法机关对犯罪的追诉能力和效能。然而由于实践中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工作的疏忽,以及当前法律仍存在的不足,使得行政执法证据在目前行、刑衔接案件中的应用效果不尽人意。本文通过理论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式,立足于公安经侦部门办案实际,对行、刑衔接案件刑事诉讼中使用行政执法证据制度进行深入分析,并细述其充分的理论依据,将其合理、合法性进行解析,在着眼于制度运行现状的基础上分析存在的问题与不足,最后提出完善的意见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