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中国1978年以来的民族政策为分析对象,试图采用政治学中制度主义的视角,辅以历史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理论,理清政府出台这些政策背后的逻辑,论证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通过统一经济体制、建构传统文化的方式,努力克服社会结构的分裂,并着力建构一个现代的统一的民族国家,提升人民的民族认同。　　 民族和民族主义两者孰前孰后?这一直是西方学术争论的焦点,本文通过建构主义的视角,论证了民族是民族主义理论体系的产物,并由民族主义运动者们将其变为现实。然而,无论是正待建构的民族,还是已经成立民族国家,都需要通过历史、文化和政治这几个因素,不断的培养共同体成员的民族认同。即,民族一直处于建构的过程中。　　 中国从清朝末年以来,一直面临着转型成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难题。孙中山和蒋介石作为中华民国的开创者和执政者,尝试以传统的“宗族”体系为组织基础,对中国境内各族群进行整合,但由于彼时中央政府权威式微,没能完成这一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通过几十年的实践与尝试,期间民族政策路线经过多番修改,终于确立了“国家统一、民族平等、团结和相互尊重”的民族政策路线。并通过政治和文化的政策,成功的处理了国内少数民族的关系,建构出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在1978年以后,建构的进程还在继续,并且有所变化。在政治上以平等为核心的政治价值,以统一为政治前提,继续落实和完善少数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经济上追求各族人民经济平等发展,以及在国境之内建设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在文化上经历了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尊重,到大力弘扬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历程；在语言教育上一直着力推广官方汉字和标准普通话。　　 通过对1978年以来中国各领域主要民族政策的分析,本文认为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从封闭的体制转向开放的市场经济,有利于促进国内各民族之间的交流,对于建构现代民族国家起着重大的作用,但同时也存在着潜在的危险,即市场竞争带来的社会阶层分化,一旦与族群身份相结合,将对统一国家构建产生巨大的冲击,可能造成族群分裂,并危及国家的政治基础。为此,国家试图通过弘扬少数民族文化与建构“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方式来消解这种危险,收效甚大,却无法根除。因此文章最后提出建议,只有促成政治现代化和建设公民国家,才可能从根本上克服民族国家建构中的五个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