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创作与翻译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本论文试图分析发生在翻译过程中的文化接受、误读和过滤问题，展现中外文化交流中彰显、制造出的裂痕；并考察翻译作为中介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翻译现代性问题。创造社各作家(郭沫若、郁达夫、田汉)的翻译及创作作品是其焦点。 　　本论文以“五四”为历史背景，并借鉴不少西方翻译理论和现代哲学思想，运用翔实的材料，从多学科的角度来考察“创造社”的翻译活动。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翻译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现代文学史上大多数作家，例如鲁迅、郭沫若、巴金、曹禺、郁达夫等，都精通多国语言并创作了大量的作品。翻译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文学形式和技巧的形成和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其中包括白话小说、新诗和中国现代戏剧。 　　与文学研究会不同的是，“创造社”是由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自发组织起来的文学团体。创造社的主要代表人物郭沫若曾经公开宣称“我们这个小社，并没有固定的组织，我们没有章程，没有机关，也没有划一的主义。我们是由几个朋友随意合拢来的，我们的主义，我们的思想，并不相同，也并不必强求相同。我们相同的，只是本着我们内心的要求，从事于文艺的活动罢了”。 　　“创造社”在其早期具有一种浪漫主义的倾向，其特点是表现个人主义，鼓吹艺术独立，崇尚文艺中的唯美主义。“创造社”成员在其文学创作中倾向于主观地、潜意识地和自由地描写感情。他们放弃了中国传统的叙述艺术，即不对小说人物作冗长乏味的描述，而是单刀直入地揭示主人公的内心活动。 　　“创造社”成员尽管具有浪漫主义的倾向，但由于他们的生活经历不同，所以表现出的创作风格也不尽相同，例如深受德国浪漫主义和雪莱、惠特曼和泰戈尔影响的郭沫若，仿效“狂飙突进”的作家，创作出热情洋溢的诗歌；而郁达夫则以空前的坦率和“世纪之交替时期颓废派”的色彩描写了他在日本的不幸的性爱经历。 　　翻译作为一种“事件”，勒菲弗尔(Lefevere)认为有三个因素影响着翻译：文学系统中的专业人士、文学系统外的赞助及主流诗学观点。(1)翻译作为一种“事件”是中国现代文学形成与发展的催化剂。在一定意义上，翻译就是用一件事来解释另一件事。(2)在文学、社会和意识形态领域，翻译是一种强有力的话语。语言与知识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并受权力的控制。(3)文学作品的翻译导致中国现代文学样式与技巧的丰富。由于翻译活动的影响，中国五四文学运动时期在文学创作中大量运用欧洲的文学创作技巧包括精神心理分析和内心独自等。 　　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等团体成立以来，从19世纪至20世纪曾经活跃于欧洲的文学流派令人眼花缭乱地涌入中国的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自然主义、象征主义、唯美主义，甚至达达主义。这首先表现在外国文学的翻译在质和量两方面的增加和提高，人们的兴趣不仅集中在西欧、俄国和美国文学上，而且集中在亚洲，尤其是日本文学上。积极从事翻译介绍的作家有鲁迅、刘半农、茅盾、郑振铎、瞿秋白、周作人、郭沫若、郁达夫和田汉等。郭沫若先后翻译了歌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和《浮士德》。《女神》是其代表作，作品中有着与外国文学作品翻译千丝万缕的联系。 　　论文共有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论述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创造社的背景：创造社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转折点、创造社文学组织以及其主要文学思想和主张。第二部分剖析创造社和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文中全面地分析了创造社各成员作家主要的翻译活动。并运用了案例分析揭示国家意识形态、文学形式和翻译者地位及翻译作品的潜在关系；文中还对在各翻译事件中，诸多作者在翻译和文学创作过程中对作品或思想的接受与过滤。 　　论文最后部分是论文的结语部分，主要梳理了创造社成员作家的翻译活动，并结合中西翻译理论和哲理论述，还浅析他们在翻译和创作活动中的文学接受与过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