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实体经济如何受到货币政策影响的作用渠道的研究,不同研究领域的经济学家建立了许多理论模型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相关的实证检验。然而,受到传统凯恩斯主义影响,目前对该问题的研究仍然是较多地关注货币政策对总需求的作用,对供给侧的研究则相对不足。事实上,除了传统的需求侧效应,货币政策还可以通过成本渠道带来的总供给效应影响到通货膨胀和总产出。例如,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常常通过供给侧效应,带来价格的进一步上升而非下降,如果忽视供给侧的影响则会危害到经济发展。因此,研究货币政策的成本传导渠道及最优货币政策规则的反应,在理论和现实方面都有一定意义。本文将理论模型和实证检验的研究方法相结合,深入地探讨了我国货币政策成本渠道的存在性以及供给侧效应对央行最优货币政策的影响等方面的问题。在文章结构上,本文首先回顾了国内外现有的相关理论及实证研究,并对最优货币政策理论以及考虑成本渠道作用的最优货币政策的研究进行了综述。其次,在微观企业理论模型推导的结论下,使用我国1999-2014年期间的上市公司分行业数据,对我国货币政策成本渠道效应的存在性进行了实证验证。最后,在新凯恩斯主义的分析框架下,本文构建了纳入成本渠道的AD-AS模型,通过最优化央行效用函数的手段,求解最优货币政策规则,结合我国的货币政策经验对最优货币政策进行研究讨论,分析了成本渠道效应对央行最优货币政策的影响。本文主要研究结论如下：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货币政策在中国具有不可忽视的供给侧效应,在通货膨胀综合了供给侧和需求侧效应的情况下,央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也在下降,央行在选择货币政策稳定通货膨胀时需要谨慎。与此同时,不同所有制企业面临的成本约束不同,成本渠道的影响程度也存在差异,其中非国有制企业的成本渠道效应更为显著。此外,成本传导渠道的存在使得央行最优货币政策的约束条件有所改变。这体现在：不管中央银行选择何种策略(相机决策或是承诺规则),在成本渠道因内生性增加了国内通胀程度的背景下,任何的外生变动都可能将中央银行置于产出缺口和通胀的两难选择中。与此同时,成本传导渠道的存在使得央行以产出缺口换取通货膨胀稳定的最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降低了,因而带来福利的更大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