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报局1880年由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奏准设于天津,后迁至上海。该局总领19世纪至20世纪初中国的电报建设,因线路之广设而获取丰厚报费收入,成为晚清经营最佳的新式企业之一。本文以晚清中国电报局为研究对象,通过梳理这一官督商办企业在晚清社会近30年的发展历程,探寻电报局的特质及其与晚清社会的密切关系。受史料限制,学界至今尚缺乏对电报局的系统研究,本文在发掘新材料的基础上,力图填补这一学术空白。晚清中国电报局的建立,既有洋人私设电报线所带来的压力,也有中国社会内部对发展电报通信的需要,加之边疆危机的压力,多种因素迫使清政府开展大规模的电报建设。因政府财力有限,电报局采取官督商办形式,向社会发行股票以招募资金用于架设电线和局务开支,政府委派官员进行管理与控制。电报发局建立初期,在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困难重重,总办盛宣怀通过开设电报学堂、制定招股章程、与丹麦大北电报公司合作等行动,为电报局的顺利发展创造了条件。电报局在中法战争中贡献突出,社会影响力亦逐日提高。中国电报局在建设国内电报线的同时,顺应电报事业发展潮流,与外国电报公司签订接线合同和齐价合同,并采取积极应对的态度维护中国电报权益。但是政府的高额报效与总办盛宣怀的专权敛财,本质上阻碍了电报局的发展。庚子事变,八国联军入侵中国,趁机侵夺中国电报主权,造成中国电报事业的极大损失。在总办盛宣怀等斡旋下,电报股商付出巨大代价收回电信主权。清末新政,清政府决定将电报局收归国有。股商为维护权益做出坚决抵制,但迫于政府压力而将电局股票卖出,电报局最终被收为国有。中国电报局的艰难发展,体现了中国破除保守力量束缚、发展新兴生产力的近代化过程。电报局中官商关系之角力,深刻反映出专制政府力量对企业发展的双重影响。电报技术的推广深刻改变了信息传递方式,从而引起近代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一系列变化,推动城市近代化,带来社会的进步,并为传统政治之革新提供了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