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末年,七国并雄,其中又以秦国的实力最强,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秦国频频向六国发动进攻,并将新占领的地域称之为“新地”,派遣“新地吏”前去治理。秦南下攻楚时,总结了先前城邑防卫作战的经验教训,以令的形式予以颁行,便是岳麓书院藏秦简中的“廷卒乙廿一”。据此我们可以推测秦灭楚之战中的一些细节:项燕于蕲南之战中兵败身死,楚军随即采用了坚壁清野、布置内应,化整为零、伺机袭扰的抵抗策略,延缓秦军的进攻速度;而秦军则在加强戒备的同时在新地原住民中推行连坐与购赏相结合的策略,逐步挤压反秦势力的生存空间;此外,秦在新占领地“书名数”以控制人口,并凭借“名数”资料,对反秦势力进行甄别、通缉与抓捕,起到了巩固新占领地的作用。在“新地”的置吏用人方面,始皇帝对于六国王室、将相还是比较宽容的,一定程度上保留了他们的爵位;但对于这些手下败将,始皇帝持轻视态度,始终弃之不用,但秦地方长官出于统治需要,又对一些“六国后”有所仰仗、予以拉拢。县一级的官府而言,除了留任六国吏员、选拔“毋害”者充实吏员队伍,也选拔表现较好的徒隶参与基层事务。连年的战争对“新地”的农事生产造成了较大的破坏,秦官府将抛荒的无主田地登记造册后称之为“草田”,颁布“垦草田令”鼓励民众垦辟荒田、恢复生产。承诺民众“垦草田”之后,履行一定的手续便可将这些田地登记至自己的名下;承认并保护“垦草”者对于田地的所有权,对强行索田的原田主予以处罚。除推行“垦草令”之外,迁陵县还采取了种植麦、芋;压缩非劳动力的粮食配给;从北方调运粟米等方式来保障粮食供应。秦王朝“新地”迁陵县的医疗机构称“舍”,位置应在县廷附近的都乡一带。“菌”可以入药,秦汉时常与“芝”并提,有使人“身轻”“不老”的作用;“求菌”与始皇帝求长生、采集不老之药有关。里耶秦简中有寻找熟悉“菌药名物”之人的记载,与负责徒隶“求菌”之吏员“求菌假仓”相关。故“求菌假仓”应为有一定医药知识的人。此外,根据“其不从事,勿禀”的法律规定,“舍”对因伤病失去劳动能力的伤病员只提供仅满足基本生存需要的食物;且徒隶并未被纳入“舍”的救助对象,上述两点是迁陵县“死亡率”较高的缘故之一。“从人”是“新地”的一种身份特殊的居民。他们并不是随从故六国反秦的贵族,而是主张合纵反秦者,也就是先秦时的纵横家。秦每攻灭一国,便对该国的“从人”群体予以通缉,“从人”的处罚根据罪行轻重可判罚上至死刑、下至迁耐的刑罚,且会株连妻、子、同产等;简文中的“输”当释为“输作”,体现为长距离迁徙后的异地服刑。秦之所以严厉打击“从人”:首先,“从人”及“游说之术”与秦赖以立国的“耕战”策略相忤;其次,秦有“重刑以禁奸”的传统;第三,运用心态史学的方法分析可知,秦始皇的早年经历造就了其多疑、缺乏安全感的性格与强烈的权力欲,对“从人”群体进行打击的做法亦与始皇个人心态有关。关于秦王朝“新地”的吏民关系。在秦王朝的“新地吏”由来自关中的秦吏与从“新黔首”中选拔的吏员两部分构成。尽管秦吏多任长吏,但其数量远远低于后者,而正是由于秦吏的势单力孤,决定了他们不仅难以融入“新地”的政治文化圈子,也必须仰仗于“新地”的“豪吏”才能开展工作。正是如此,出身“新黔首”的“新地吏”们由于同时熟悉秦法与楚俗的缘故,成为直面黔首,处理日常政务的主体,欺压百姓的主要也是这一群体。相较于习俗的力量,秦法与秦吏的力量无法取得压倒性的优势,故面对种种犯令之举,秦吏只能默许甚至参与其中,这便使得秦吏与出身“新黔首”的吏员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因此,在出身“新黔首”的吏员决定起事反秦时,秦吏往往采取随顺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