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当代女性作家的创作，从不同层次、不同侧面呈现出以非理性的生命意识为底色的文化特质。这是女性文化相对于人类总体文化最富有建设性的独特之处，也是女性文化的核心。 在社会历史题材中，女性创作既表现出对宏大主题的天然继承，又体现出由特殊的性别身份所造成的有意味的疏离。其中，对于生命的书写最为别具一格。这不仅体现在感知和表述外部世界的手法上，更体现在主题选取和价值判断中。这种对生命的关注，触发了女作家对人性异化的多角度揭示。但无论现代或当代的女作家，对自由选择，即主流话语中克服异化的主要途径，都表示出程度不同的悬疑态度。正是在这种悬疑中，浮现出女性特有的生命价值观，即对生命非理性的坚守——乐生。生的理念源自生的本能。女性文化特质更接近于人类文化诞生的源头，她为千载文明之下人类生命力的萎靡带来福音。 女性对生命的体认，在性主题中得到了更具私人性，更有力度的书写。这里的性是一种广义的概念，包括爱情、婚姻、性爱和两性关系的其他方面。女作家们不仅不遗余力地反抗着性压迫、性束缚与性歧视，呼唤平等融洽的两性之爱；而且，与男作家力主探索性背后的观念形态的书写欲望相比，她们笔下的性描写明显地具有抽空文化内涵，渲染快感与美感的倾向，体现出女性更加强烈的回归和谐的自然人性的渴望。同时，通过对她们笔下异性形象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些启示：真正的两性平等是以人与人的平等为基础的。而人与人的平等的前提又分为两个方面：一是独立、健全的非依附性人格的确立与发展；二是主体对于自身有限性的充分认知，以及由此产生的对于客体的主体性的合理尊重。 女性无条件地坚守纯粹生命的权利，这种价值取向源于人类最原始的情感——母性的情感。女性在母性情感的基础上，衍生出各种以关怀为核心的情感类型。母性，是女作家又一倾力书写的基本题材。在现当代女作家笔下，既有对传统的圣母形象的承继，又出现了大量的反传统的母性形象。圣母形象的存在，一方面可以归因于女性天性中对养育的热情，以及少女的恋母情结；另一方面又能在人性深处和社会理性的期待中寻找到深层动因。因为，无条件的被爱是人性深处的渴望，理想的母性在最大限度上满足了这种渴望，这就促使社会理性对母性行为做出种种价值规定。但这种规定逐渐成为束缚女性天性的压制力量。随着西方个中文摘要性解放与非理性主义思潮的涌入，人不再是道德化的、完美的人，于是，被传统话语遮蔽的母性角色自身及其生存境遇中的阴暗面得以揭示，产生了大量反传统的母性形象。当然，在这方面，女性潜意识中的厌母情结也或多或少地产生了影响。 女作家的文学创作是女性的生命意识在寻找恰切的文化表达形式。长期以来，女性与社会相对隔绝，造成了女性视野的狭隘与封闭，但同时，又使女性个体的感觉与经验得到比较充分的保留和发展。这将有助于女性创作穿越主流意识达到个体理解的境界。女性创作一直呈现出较明显的自叙传色彩，而当下则又体现出对私人写作和躯体写作的热衷，这些都是潜在的个体因素的外化，需要批评给予正确的引导。但是，在实现个体的机遇中也蕴涵着困境，其中比较突出的是源于菲勒斯批评的消费陷阱和女作家自身的自恋心态。能否克服这些不利因素，是女性创作，也是女性自身达到健全独立的关节点。 除了对女性作家及其文本的分析外，本文也对女权主义理论及其批评进行了一些探讨。指出女性文学研究需要在批判男权话语的基础上，进一步正面阐释女性的言说。西方女权主义理论产生的语境与中国的历史文化语境差异巨大，这突出表现在，对于前者来说，女性问题的提出是相对独立、自足的，而后者的文化传统与社会现实决定了女性问题往往与社会问题、与人的解放问题同构，因此必须积极探索研究的本土性与开放性。所谓“本土性”即纵向的具有历史感与现实性的研究，“开放性”即横向的多学科视角的引入。女性解放是人的解放的具体内容之一，又是衡量人的解放的有效尺度;同时，女性解放也只有提升到人的解放的高度时，才有可能找到可行的奋斗目标。而对于女性文学来说，它与女性问题密不可分，但又具有相对独立性.因为，文学与文化在本质上是不分性别的，在女性文学研究中，对“女性”的研究不可能取代对“文学”的研究，所以“女性意识”应作为衡量女作家主体意识的一种尺度，不适于作为女性文学批评的普遍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