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我们的生活已经离不开货币,但是对于货币的起源、货币的性质至今难有一个明确的定义或解释。当我们对经济周期理论中货币的作用进行梳理时同样存在这样的疑问,因为在不同经济学家那里,货币是各不相同的。目前的主流宏观经济学中的货币依然是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的实物经济的面纱,不具有实质性的意义,充其量只会对实物经济产生润滑或扰乱作用。但经济中的所有宏观经济变量并不是来自任何实物生产的技术关系,而只是来自于货币金融体系。在这个货币金融体系中,所有的宏观变量都是整个货币供给体系的组成部分,这些宏观变量要求保持稳定的比例才‘得以保证经济的持续增长。因此只有建立在货币量值基础之上,将货币分析与实物分析统一起来,以社会关系为分析对象的经济周期理论才可能真正揭示经济周期的本质。本文从信用货币的历史演变入手来进行分析,通过对信贷市场、股票市场、债券市场等的资金流动来探究信用货币的创造过程,进一步肯定了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存在对信用货币创造的重要影响,也正是有了它们的存在,信用货币会随时被创造出来,并不必然投入到生产活动当中去。由于股票市场、债券市场等资本市场货币的流出和流入同样会对货币供应量产生上升和下降的波动影响,因而依据货币供应量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很有可能达不到预期效果。考虑到中国转轨经济时期金融机构所处的特殊历史变革阶段,我们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解释了中国信贷管理制度的变迁,发现政府因素一直内生于中国经济的发展过程之中,中国的金融制度呈现出明显的政府主导型色彩,这一点是无法用古典或新古典范式来分析的。因为综观整个经济理论史,充满自由主义的古典或新古典经济学从一开始就没有理会(甚至排斥)政府因素,而只关注于厂商和个人。基于这种制度的视角,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包括信贷管理制度在内的中国金融制度是循着原有历史逻辑而持续性地变迁的,这个过程被深深烙上了政府主导的印记,所以它的信用货币的创造必然有其特殊性。”在信用货币创造中另外一个无法忽视的因素就是中央银行的作用。孙国峰(2003)将商业银行的货币创造的制约因素归结为提现制约、清算制约和中央银行设定的法定存款准备金制约三项。对于存款准备金的制约,本文通过对我国2006年1月—2008年5月间频繁上调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与货币存量之间实证分析后发现,我国准备金数量和货币存量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准备金数量和贷款量间也不存在因果关系,因此认为央行频繁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并不能抑制贷款和货币供应量的过快增长。由于货币供给内生性加大了货币政策实施的难度,并使货币政策在治理通货膨胀的效果上表现出明显的不对称性,简单地使用收缩的货币政策很难收到预期效果。同时对于存在的流动性过剩、消费品及原材料价格上涨、投资和出口结构不合理等问题,作者认为不是单纯依靠货币政策就能够解决的。随着开放程度的加深,国内国际金融形势更加复杂多变,宏观调控也日益严峻,政府应慎重选择调控工具和调控力度,从根本上解决经济过热、结构失衡问题。对于信用货币对经济的影响,文章首先通过房地产这个特殊市场介入分析。对1998年1季度到2009年2季度我国贷款、房地产价格走势进行了格兰杰因果检验,发现贷款是房价上涨的原因,这种情况在长期更加显著。在此基础上,本文又将研究范围扩大至整个宏观经济,来研究货币对物价、对GDP的影响。通过将货币存量和流量相结合的分析方法解释了我国M2/GDP畸高的现象以及信用货币对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