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伊斯顿对公共政策所下的经典定义，公共政策是政治系统对社会资源和价值所作的权威性分配。在这种分配中，精英主义理论认为政策是精英偏好和价值的实现，多元主义理论认为政策是各利益集团博弈的产物；而当这种分配表现于具体的决策过程中时，理性主义决策模式强调制定出的政策应实现政策收益的最大化和政策成本的最小化，渐进主义决策模式则强调政策的制定是一个复杂的政治过程而不是简单的对决策科学性与精确性的追求。伴随民主政治的发展，公民直接参与政策制定过程的愿望越来越强烈，对政策制定过程中的民主呼声也越来越高，他们希冀自己的声音能为决策者所听到并给予同等的考虑以打破政治权力精英和强势集团对政策的操控。　　 作为民主理论最新发展的协商民主回应了这一发展要求，它弥补了代议民主和精英民主过于局限民意的代表性而无法充分反映民意和直接民主过于强调参与的人数而缺乏理性对话从而降低了决策的民主品质的缺陷。公共政策过程中的协商民主是一种改善公共政策品质的政治，它假定每个政策相关者都是兼具自由、理性、平等的协商者和对话者，协商参与者能在政策过程中提出自己的诉求并充分考虑他人的偏好，通过协商和对话批判性地审视各种政策建议并实现自身的偏好转换，从而达成决策的共识并赋予政策以合法性。　　 协商民主与政策制定的内在关联源于公共政策的民主性、合法性与有效性追求，以协商民主理论为基础的商议性政策制定允许所有的政策意见和政策诉求在政策过程中都得到最大限度地表达，并要求通过彼此的理性对话来做出具有充分公信力的决定，以此来打破政策制定过程中的隐蔽议程、“不决策”和政策垄断等，政策协商参与主体、理性对话、公共利益、偏好转换和共识是这一模式的基本构成要素，其价值表现在：它有利于整合政策制定中的精英论与多元论，促使决策中理性主义与渐进主义的融合，赋予公共政策以心灵认同的合法性，满足政策相关各方政策参与权和知情权的要求，增强决策的透明度和公开性，加强决策的责任监督机制和责任追究机制，推进公共政策的顺利执行。　　 从实践来看，我国目前已存在多种形式的协商民主实践，如咨询会、听证会、民主恳谈会、民情直通车、公共网络论坛、公民代表会议、社区论坛以及一些形式的公众质询等等。如何进一步发展和完善这些协商形式并在总结其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放大它们的示范效应将有力地推动我国公共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进程。在我国发展和应用这样一种基于协商的政策制定方式有其必要性和可行性，它能够有效地应对当前我国公共决策实践中所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能够化解我国和谐社会建设中的一些突出矛盾。它在我国的应用需要将协商民主融入到我国现有的制度设计当中，通过制度创新将其与党的领导、人大的代议职能和公民的政策参与进行有效的融合；需要合理地界定协商决策的适用范围，维持协商决策的基本动力；需要完善法制，推进公民参与的法治化；需要加强第三部门建设，为协商决策提供组织渠道；需要进一步培育公民精神和协商参与者的民主心理素质；需要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公共政策听证制度、人民信访制度、民意调查制度和政府决策信息公开制度等等。